革命的人口学逻辑
罗天昊
阿拉伯之春震惊世界。
阿拉伯之春羞煞韩寒。
变革，无论东方西方，均成为燎原之势。人民日报发表改革誓词，正源于此。
一个突尼斯小贩的自焚，引爆了阿拉伯广大青年心中的怒火。千万万万的青年人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从本，阿里到穆巴拉克，卡扎菲，再到阿萨德，一个个强势的独裁者都被其震荡，约旦国王由此主动放弃军权，实行主动改革。
这场疾风暴雨势的革命运动能够成功，无疑现代化居功至伟。网联网对于现代人的联系功能，推特等及时联络工具的出现，均使青年人以全所未有的方式汇聚成强有力的社会组织。
而阿拉伯之春，正符合这两大逻辑。
在这些国家，青年人成为社会的主流，而这些主流人口，却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布阿齐兹悲剧发生几个月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不对年轻人进行投资，尤其是不为他们创造所需的就业岗位，将会使青年更加脆弱，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目前已知的年轻人失业率最高的地区是中东和北非，两地的失业率均约在24%。即使是那些寻求接受高等教育者，也悲哀地发现自己没有用武之地。而在反抗现有政权最为暴烈的利比亚，青年人口比例更大，仅15岁至35岁的人口，即占总人口的79%。同时，青年失业的情况也更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利比亚失业率高达创纪录的30%。
大批年轻人无法就业，再加上的解决，再加上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革命一触即发。布阿齐兹自焚而死，正好是引爆革命的导火索。
青年人虽然在财富上贫瘠，雄性荷尔蒙却最旺盛，同时，才智与精力与处于人生高峰。布阿齐兹的自杀，被一群年轻而聪明的失业大学毕业生们抓住不放，他们在Facebook上传播消息，还向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提供示威的图像和画面。
青年人的血性，使他们根于奋起反抗，摆脱对于暴政的恐惧，在埃及，当示威者在解放广场面对安全部队毫不退缩，甚至开始以暴易暴时，逃跑的不是广大青年，而是军警。而在利比亚，当卡扎菲威胁要把革命者当做老鼠一样无情清除时，已经没有人害怕他了，甚至在战场上，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吉他哥”。
中国近代以来，能够不停革命，最后克成建国大业，完成民族与民主的初步革命，亦在于良好的人口结构。
从清末到建国前夕，中国人口大约在5亿左右，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以青年为主。
拥有青年，才是国家未来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由此，纵使旧中国千疮百孔，无数仁人志士，亦对中国满怀热望。在1900年，百年之交，当时清廷已经行将就木，中国即被被瓜分豆剖之际，梁启超尚饱含热情地写下千古名文《少年中国说》，孙中山敢于规划中国未来富强的《建国方略》，毛泽东敢于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即将出生的婴儿，是喷薄欲出的朝阳。方志敏敢于想象未来“可爱的中国”。
中国确实有资本想象美好的未来。
在百年来的几次大的国内革命和对外战争中，中国最后胜利，决定权就在于青年。
作为二战时中国最大的对手，日本战死500万，占其总人口的7%，而中国纵使军民死亡3000万，也只占总人口的6%,当时，中国人口结构，30岁以下人口，为70%以上。
充足的青年人口，使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资本，敢于对抗一切势力。孙中山初创共和，毛泽东再造共和，均借重了当时的人口优势。
抗美援朝的胜利，亦得益于中国人口结构，所以敢于打死仗，前赴后继，勇士不绝，推动士气高涨，连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亦不得不折腰，不敢与中国比拼人口消耗。
绝非虚言。
以本人的罗氏家族为例，本人祖父辈兄弟四人（祖辈女性长辈不可考，暂略），大爷爷在家务农，二爷爷参加红军，大革命时期即做到了连长，最后因为眼睛被打瞎一只而隐居山野，最终逃过国民党追杀，祖父是老三，也参加了革命，建国后成为当地大队长，四爷爷在武汉经商，一家兄弟四人，两人参加革命，剩下两兄弟，足以给父母养老，以及应付其他家族动荡。
如此家庭结构，则革命的暴力威慑时时存在，革命的希望永续不绝。所谓“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绝不仅仅是一句充满英雄气概的口号，而是现实的存在。父死子继，兄仇弟报，杀之不绝，则专制势力必然恐惧，成为彻底的纸老虎，革命力量一经动员，则如野草燎原，最终葬送一切黑暗势力。
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大革命，本次温润而广泛的革命之所以成功，亦因为足够的青年。
改革之初，庞大的青年人，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前进动力。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为青年人寻找出路的共识，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巨手。
而在社会和家庭组织上，当时的中国人口结构，亦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资源。改革后，科技的进步，是以青年人知识文化的提高为前提的，而足够的青年中产生的精英，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亦是当今的主力。除了在政治领域外，社会的绝大多数组织的运转，生产，创造，都是以青年人为主力的，社会主流力量与精英的年轻化，决定了国家的战略高度。
在低端领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亦有赖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大量的劳动力来源，有赖于数量庞大的青年。以农村为例，改革早期和中期，大量的农民青年成为产业青年，具体的家庭分工如下，家中兄弟姐妹平均大约3人，一人在家务农兼帮父母料理家务，早日成家，其余兄弟姐妹在外无后顾之忧，或者，兄弟姐妹各自外出，但是均摊费用，帮助父母建立家业。如此，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才富有活力。形成中国早期家庭中著名的“逢三抽一”现实惯例。
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亿万青年的热血与汗水，竞成今日之功，中国跃升为全国第二大经济大国，完成了初步崛起。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国不复为少年之国。
从建国至改革之初，中国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至1996年，中国的平均年龄突破30岁，至2008年突破35岁，至2022年，中国平均年龄，即将达到40岁，而至2050年，中国平均年龄将达50岁，成为世界平均年龄最高的国家，老龄人口总数将达4亿以上，成为名副其实世界第一老人之国。
百年前，梁启超在其雄文《少年中国说》中，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与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作了详尽的对比，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由此缺少活力和勇气，整个国家变成孬种之国，缺乏血性。同时，老化的人口，由于精力的限制，亦出现智慧退化，则整个民族，智慧与勇气俱亡，变为毫无希望的死亡之国。
举国为少年，则国家前途无量，举国为老人，则衰亡可待。由此，过于节制生育，等于民族血性的自我阉割，民族精神的自我萎缩。
当然，如以稳定为第一要务，则阉割控制生育，实为防止青年形成改革势力的隐秘高招。
未来时代，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这场宏大的改革，无异于中国的第四次大变革。庞大的青年人口，富有活力与勇气的民族精神，亦是中国四次大变革的力量之源。
日本三次革命可为中国借鉴，近代以来，日本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20世纪中的宪政改革，均基本成功，但是，20世纪后期至今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却至今未能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青年人口过少，在经济上，要拉动消费，鼓励创造，在政治上，还要打破老人政治，世家政治，均非足够的青年不可为，一人一票，青年人太少，也干不过老年人。所以，代表青年势力的鸠山由纪夫纵使一时崛起，但日本的主流社会并不为青年人所把持，鸠山改革很快被绞杀，难成大器。
中国的第四次大变革，能否打破日本式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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