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5月8日报道，今后，国企负责人严禁用公款支付个人购置住宅，严禁用公款为亲属和子女支付各种费用。日前，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资委印发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12种行为予以严格限制。
国企也好，其他的“公家”也罢，职务消费这块“唐僧肉”，一直在被大肆啃食。国企方面，今年春，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对媒体称，一些国企利用国家的资源给自己牟私利，“甚至出国嫖赌也报销”。国企之外，云南昆明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公款购买内裤”；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文山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连避孕套都以公款报销。对无孔不入的公款私用者，与其追问他们为何不遵守制度，倒不如反问制度为何没有令他们心生敬畏。
如今，新规定对国企负责人的12种行为予以严格限制，然而花钱的招数是无限的，遏制的条文是有限的，以有涯随无涯，何时是个尽头？像条文中严禁的“用公款支付个人购置住宅”、“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等，详尽至此，倒使得条文之外更多的公款支出进入了“没有明文规定”的尴尬境地。而事实上，如果条文中有一句“公款不得用于与公务无关的私人用途”，那便足矣。
问题是，谁来界定某笔公款是否确有必要支出？揆诸现实，相关文件汗牛充栋、条文细如牛毛，很大程度就是为了这方面的界定更清晰一些；而一些公款私用者毫无忌惮、得寸进尺，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方面的界定永远做不到足够清晰。那么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让公款回归它的本质属性——公款必须为公，并且必须公开。
《光明日报》曾刊载一则新闻：2006年7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应邀访德，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修缮前任和布什闹下的龃龉，安排了一次烧烤晚会。之后，德国方面公开“招待费”为870万欧元。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钱花在了安保上（安保布置及开支属于国家机密）。但一名在押囚犯对开支不满，闹上法庭。为此，官方查实后再次答复，870万欧元的账目没有问题。可是，那名囚犯偏要较真，提出要看原始发票。法庭怎么判呢——让原告人看到原始发票，但不让他看到涉及警察公务机密的原始账单。
这就是公开，它不但起初主动公开，再被质疑后还需要进一步公开。不难看到，这样的公开其实是结局多赢：国家层面上保障了资金不被侵吞，公款开支者被笼子围困反而很难会公款私用触犯法纪，民众对自己血汗钱的用途实现了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此公开之下，“公款内裤”、“公款避孕套”、“公款嫖赌”等，还能顺利报销吗？
什么职务的人消费了何物，需要让公众监督。我们看到，尽管《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也提出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制度，应当以适当方式向职工公开”，但不能不说的是，仅仅公开“制度”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彻底公开每一笔公款消费的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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