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已届80高龄的北京林业大学院士沈国舫向校方提出退休申请,校方以“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为由拒绝。沈国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最羡慕的人是目前“中国唯一获准退休”的院士秦伯益——今年81岁的秦伯益曾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他在2005年正式获准退休。日前,秦伯益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言,当年选择退休是因为“不愿再被当花瓶”,不愿再“被利用”。
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很多学者穷其一生都希望享有院士身份的荣耀。单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退休院士秦伯益,还是最近因申请退休遭拒的沈国舫,都十分值得敬佩。这两位老者意欲放弃院士身份,引出了院士退休机制的问题,也促使人们反思:为何院士会沦为“花瓶”?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利益”二字。在国外,当选院士的学者仅享有院士头衔,并没有相应的经济待遇,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学术特权,它仅仅是一种高级别的学术荣誉；但在我国,院士头衔却附加了诸多利益——如果一名学者成功当选院士,他本人将获得院士津贴并享受特殊的医疗和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他将在申请课题、学术评审等方面拥有伴随终身的学术特权。
换句话说,当选院士不仅关系到学者个人的荣誉和利益,也与该学者所在机构以及当地政府的荣誉与利益密切相关。在这种扭曲的利益格局中,高校或研究机构拥有院士,就意味着占有了得天独厚的学术话语权。正因如此,众多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想尽办法争抢院士,院士的遴选与管理机制也由此出现严重异化。
异化的具体表现,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在院士评审环节,普遍存在“跑要”等公关现象；其二,在新当选院士中,有行政头衔者占绝大多数,有“权力通吃”的嫌疑；其三,当选院士四处兼职,统计显示,院士平均兼职达7项之多；其四,院士频频涉嫌学术不端,但却鲜有院士因此被取消院士头衔。
院士制度的扭曲和变异,不仅会导致院士公信力下降,也会使这一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最近几年,呼吁改革院士制度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强烈。前不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将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样的改革方向顺应了时代大势,如果能够顺利执行,势必能在一定程度解决院士退休难和退出难的问题。
不过,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院士制度异化的问题,健全退出机制固然会有所帮助,但最关键的努力方向其实还在于院士制度“去利益化”。一方面,如果当选院士只有荣誉而没有学术特权,将会给那些热心科研的学者解除枷锁,有助于他们心无旁骛地研究学问；另一方面,在剥离附加于院士制度的利益之后,中科院、工程院将回归为学术共同体,院士遴选和管理才能真正按学术规则进行。
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不能切实推进院士“去利益化”,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恐怕也会很难。其缘由并不复杂——在具体利益的纠缠中,有些院士恐怕不会愿意退休或退出,而是希望一直用院士身份谋利；有些则是与院士相关的既得利益团体不让他们退休或退出,而是希望他们能够一直扮演“花瓶”角色。
院士“去利益化”,将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如何推进院士“去利益化”?首先应调整院士改革机制,不能由中科院、工程院自身主导改革,重新以学术共同体原则修订院士章程；其次,应按三中全会的决定,适时取消大学、科研机构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取消中科院、工程院的行政级别,以去行政化推进“去利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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