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3年财政部驻北京监察专员办事处原党组成员、专员助理李长林带队检查某上市公司期间，违规要求该公司安排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次接受 宴请，并利用职务之便向该公司董事长提出借款1000万元，借款要求被拒绝后，未经请示向该公司发文作出处罚。我们在感叹李长林狮子大开口的同时，也不禁 要对“高薪养廉”的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大批贪腐官员落马，很多人认为官员贪腐与工资待遇低有很大关系，于是提倡“高薪养廉”。但是，从李长林的案例我们不难看出，面对动辄开口就是上千万的巨贪，恐怕再高的“薪”，也没有办法养他的“廉”。
不少人认为新加坡公务员高收入是为了预防腐败，但实际上这是对新加坡政府的误解。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不止一次提到：“一个政府必须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由此可见，新加坡公务员高薪，是与精英政治相匹配的，与反腐没有关系。
仔细研究新加坡的法律制度便不难发现，遏制腐败的关键不是高薪，而是法治。新加坡反腐的严厉举措早已有之：1975年，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原 政务次长黄某接受外商2000美元的旅游费，事发后被判刑四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原部长郑某，曾于1981年和1982年分别接受一个老朋友行贿40万 元。郑与李光耀有私交，案发后，郑以为李光耀会将此事压下，但李光耀并没有徇私。郑最后畏罪自杀，他给李光耀留了一封信，称“用自杀来表示对新加坡法律的 尊重”。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原局长郑某在任职期间，曾因政绩显著被评为“杰出公务员”。1991年，他以购买新汽车为由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付款后他却没有 购买汽车而改作它用。事发后，法院以“欺骗银行的行为”判处其监禁一天，进而被政府开除公职，50余万元新币的公积金和30万元新币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 消……在新加坡，行贿、受贿最高可判五年监禁或至少10万新币的罚款。公务员一旦被查出问题，不仅受罚严厉，而且脸面丢尽，在社会上很难再找到相应的工 作，最得不偿失的是退休金和公积金都会被没收。
高薪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防腐有作用，但若要依靠其“养廉”却是远远不够的。有的人贪欲无穷，就像《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里面的那个老太婆一 样，有了木盆想要木房子，当了贵妇人还想当女王。所以，要养廉比高薪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制度设计。在奖励方面，对廉洁奉公的公务人员有所报偿，高薪和完备的 社会保障不失为一种选择；而在惩戒方面，重要的可能不是对特定官员惩罚的强度，而是要尽量做到贪渎必纠，让每一名公职人员都心存敬畏，履公职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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