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城市病”,许多人都以为那是大城市才有的问题。但事实上,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随着大城市对人才、资源的集聚效应不断增强,介于农村与大城市过渡地带的小城市,正在遭遇“小城市病”的困扰。小城市面临的问题,既有大城市的通病——人口集中、交通拥堵；也有小城市的特点——比如文化生活贫乏、产业空心化等。有些小城市甚至病得比大城市还重。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是中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要把握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这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这里所说的“城市病”,患者既包括大城市也包括小城市,“小城市病”亟须引起重视。
近日,新华社记者杨绍功(以下简称:记)专访了在国内较早全面研究和阐述“小城市病”概念的专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以下简称:胡),请他深入解析“小城市病”,并为众多小城市“把脉开方”。
“小城市病”征象
记:“城市病”并非新鲜概念,但“小城市病”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关注并研究“小城市病”?
胡:按照最新的划分标准,我国有1800多个城市属于小城市,小城市数量占中国县城以上规模城市总量比例超过了85%。中国整体上还处于一个小城市占绝对多数的城镇化分布形态。可以说,小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质量高低,是决定中国城镇化发展顺利与否的根本性问题。
记:在您看来,“小城市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胡:“小城市病”这个概念很早就存在了,但一直没有人系统地研究、定义过。我是研究城市发展的,觉得有义务也有兴趣把“小城市病”这个概念作深度拓展。“小城市病”主要指城区常住人口少于50万规模的城市出现的人口流失、经济增长乏力、资源枯竭、就业艰难、人才逃离、文化荒芜、发展动力欠缺等问题。这些小城市的问题集中体现为一种“庸堕化”现象,即精神生活庸俗化。社会交往“强关系化”、经济增长模式僵化、创新资源衰竭化。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小城市病”的“庸堕化”现象。
记:庸俗、堕落是文化上的,也是“小城市病”给人的直观感受?
胡:是的。“小城市病”最直观的一个病征,是文化方面没有生气。
中国较高层次的文化资源,几乎全部分布在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为主的中心城市。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小城市,其城市公共文化场所与高层次文化场所资源也都普遍缺乏。在绝大多数中国的小城市,诸如美术馆、博物馆、画廊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时尚文化空间几近缺失。90%以上的小城市没有自己的市立单体美术馆建筑和两所以上的免费博物馆,画廊更是鲜见,有格调的咖啡馆、时尚文艺空间也是稀缺产品。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场所空间,近些年在大都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而在小城市却仍然无法生根发芽。城市发展如果缺乏文化品格是不可持续的,这已被当今发达国家的无数事实证明。
如果没有高端的文化空间,低俗的文化活动就可能占领市民的文化生活。在缺失文化格调的小城市,市民的精神生活样态较之大都市显得较为单调,麻将、扑克、电视剧占据了主流,赌博风气日渐浓厚,许多公务员、青少年、赋闲人员以及拆迁上楼的农民都普遍爱好麻将,或大赌或小赌,甚至专业赌徒也有不少。
另外,还有数字表明,小城市开始进入一个吸毒人数增长期。网络曝光的一些极端吸毒案例,已经暴露出小城市年轻群体吸毒的蔓延趋势。特别是中部地区的一些小城市,吸毒群体长期盘踞在一些小宾馆,群聚性地开展贩毒与吸毒。大城市虽然也有不少吸毒群体,但扩展到了小城市,更加削弱了小城市的健康发展能力。
上述这些现象表明,庸俗生活方式逐渐弱化了小城市文化活力,又阻滞了新的文化生活方式的生成。
“小城市病”病根
记:小城市文化方面无生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胡:说到底是人的问题。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小城市的文化生活环境越差,越难以吸引高水准人才。这种文化环境归根到底受限于文化资源的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与高层次知识人才缺失,导致小城市整体知识水平低层次化。在国外,很多世界名校都藏身小城小镇。然而,看一下中国“211大学”的分布情况不难发现,全国地级市中只有6个城市拥有“211大学”。其他240多个地级市只拥有为数不多的普通型大学、学院、职业学院等高教资源。而超过1600多个县级小城市缺失全日制本科大学或学院类的高等教育机构。这就造成小城市严重缺失高等教育资源和本地化的高层次知识型人才。
同时,由于小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局限性,很难吸引重点大学毕业生或海归人才,城市整体知识水平客观上呈现出低层次化。这必将最终削弱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知识审美层次,导致小城市很难具备如大城市一样的创意阶层与文艺青年。这不仅削弱城市文化资本的生产,更破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构建。
记:引进人才或鼓励人才回流能否缓解这种“人才荒漠化”?
胡:很难。如果关注过北大博士冯军旗的调查作品《中县干部》,人们或许能看到问题所在——地方资源稀缺导致的社会分配关系板结。有很多年轻人回到小城市感觉各种不适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发现小城市做事情比大城市更要“拼爹”、拼关系。熟人社会在小城市的社会交往中容易形成一种“强关系化”趋势。这种小圈子的垄断就是一种“强关系化”的结果。小城市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非常有限,产业结构也相对单一,人们为了谋得一份工作、一个挣钱的机会、方便办事或就医、就学,都会在第一时间寻求各种关系。
小城市社会生活的“强关系化”导致选择机会不足。强关系社会导致了小城市生活的逼仄性,最终使得小城市开放度低、社会网络规模小,个体选择机会及生活方式的自由度大大降低。
“强关系化”的原因是资源稀缺,因此会依赖关系进行分配,肥水不流外人田。甚至导致部分小城市资源分配更不讲规则。使得一些老实本分的人根本无法获得发展机遇,创新创业很难在小城市开展。
因此,简单引进人才和人才回流并不能解决人才荒。要留得住人才就必须想办法把小城市的机会“蛋糕”做大,规则意识扎根,让更多人可以自由、公平地在小城市站稳脚跟、生活下去。方法之一就是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解决好小城市的产业发展问题,还要解决公共治理的公平问题。
“小城市发展陷阱”
记:产业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素,人与文化需要靠产业来滋养。“小城市病”的产生和蔓延是否与产业发展落后有关?
胡:的确如此,小城市产业发展落后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经济活力日趋弱化。因此,大量小城市都存在就业门类较少,就业机会紧张,静态失业率较高,人口外流明显的现象。可以看到,大多数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其城市形成之初大多依赖少数大型工业企业或厂矿型企业起步,农业直接进城人口占比较高,一半以上的人口依托少数几个企业或行业就业。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某县级市,城区人口不足20万,工厂都分散在各个乡镇农村区域,城区主要有行政机构、学校、医院等。整个城区没有一栋单体的现代化的商务型写字楼。
记:这种经济、人口、社会结构失调有何影响?
胡:一旦小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就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出现环境污染、人口拥挤、治安恶化等“大城市病”。小城市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失调,可能带来深层次的结构失调和问题。比如,近年来一些小城市沦为人少房多的“鬼城”,小城市房地产的虚假繁荣早已开始呈现扩大化趋势。根据城市人口与经济实力,小城市大多属于四五线城市,前期房地产投资高涨之后,已基本满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累积的住房需求,这一时期的土地财政也填充了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窟窿。但是地方产业发展乏力,尽管住房供给开始过剩,政府还在选择延续土地财政的非理性发展,这就导致近几年开发的大量楼盘空置率过高,烂尾楼盘增多,加大了“鬼城”风险。
空间城镇化的盲目冒进,带来的不仅是城市的工地化,更使得城市的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处于泡沫化状态,使整个城市处于一种“浮躁式的建设”状态。这一现象与近期全国170座城市房地产监测结果中有110多座城市房地产价格下降相吻合。这110多个住房价格下降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小城市。在新城规划、城市更新的方针下,可以看到很多内地小城市的新楼盘遍地开花,显然已严重过剩。
记:您提到过一个“小城市发展陷阱”,这是“小城市病”恶化的结果吗?
胡: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如果任由“小城市病”恶化下去,就有可能让小城市落入“小城市发展陷阱”,就像我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城市发展的极化现象,形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对小城市的各种资源典型的“虹吸效应”。创新人才与知识经济全部集中在高校密集的大城市,小城市缺乏高等教育资源,难以培育出创新文化氛围。
大学毕业生和高级白领所青睐的研发机构、金融机构、外企、国企总部、行政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也几乎都分布在一线城市及省会大城市。这些吸引青年人才的机构,在中国的小城市几乎空白。具有文化品位和知识审美层次的创意阶层与文艺青年群体,随同优质教育及就业资源的结构性缺失,最终加剧了精英群体与小城市的疏离。这种因小城市局限性所致的城市文化日趋封闭、活力缺失,最终导致小城市固化了自身封闭的社会结构。
“小城市发展陷阱”就是小城市因被边缘化而凋敝,从而拖累大城市陷入更深的“城市病”。比如,去库存政策在小城市举步维艰。由于大城市的人口持续集聚,一线城市房价持续走高,追涨心理十分明显,购房资金和人口继续追涨一线、二线城市。小城市持续被“虹吸”、被逃离。同时,由于小城市过去十多年所开展的城市化建设开发与投入,地方债务已经累积超过警戒线,在去库存乏力、经济活力不足的形势下,将面临巨大挑战。
“小城市病”怎样治
记:您指出了“小城市病”的病征,能不能同时开出药方?
胡:说实话,“小城市病”怎么根除,我至今没有找到具体的办法。我跟踪研究城市发展二十多年了,但在目前的发展格局之下,对解决“小城市病”我也只能提出一些仅供参考的思路。总体上来看,一些陈旧的发展观念应该摈弃,比如盲目地招商引资,盲目地在城建项目中大干快上,盲目地在发展中贪大求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摈弃旧的发展观念也是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
一是,城市发展渠道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才引智,可以是治疗“小城市病”的一种方式。比如,在江苏泰州的县级市靖江,2014年9月该市引入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建成江苏长江北岸的第一家县级大学,随着8000多名师生来到这里,将为当地带来化工、金属材料、机械制造等专业的人才,与当地产业特色高度契合,从长远来看将解决当地技工招工难的问题。更直观的效果是学校还没开学,周边的小商铺、餐厅甚至咖啡馆都已经聚集起来,为当地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服务业。类似的例子还出现在浙江奉化和南京溧水等地。从向大企业招商到向大学招才,这是修复小城市人才构成的一个选项。而且要提升整个城市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才,有了人才才有技术和资金。
二是,城市发展方式从扩大增量转变为优化存量,也可以是化解“小城市病”的一个突破口。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特色将是未来每一个城市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特色的城市就没有竞争力。而特色需要从城市既有的存量上去挖掘,去找到城市有竞争力的一面。比如,从最简单的做起,第一是城市的卫生环境、市容市貌要搞好,有环境才能展现正面的城市形象；第二是市民的文明素质建设要好,从既有的基础上提炼和培育城市文化。这些都可以借助文明城市创建来做。做好这些基本工作,目的是要在既有的发展框架下“止损”,通过治标为“小城市病”的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
三是,城市发展取向从搬迁移植转变为交流合作。以往小城市招商引资都是希望把大城市的项目和资源直接移植到本地,这样可以快速增加GDP,但许多并不成功,归根到底还是小城市的“土壤”不适合。如果采取交流合作的方式对接城市产学研的高端资源,不强求生产中心、研发中心、人才基地落户,而更加看重交流合作带来的带动效应,或许既能减少搬迁移植的风险,也能为小城市带来更多本地化的内生动力。比如,有些小城市就通过对接高端科研院所在本地设立研究机构,实现研发人员的交流往来,带动小城市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相关人员的思维生活方式、文化需求的转变。在长期反复交流中,既能带来更多切实的合作,更可能潜移默化地一步步改变小城市的氛围。
记:渠道、方式、取向都要转变,这还只是解决“小城市病”的去表之方?
胡:要根治“小城市病”不是朝夕之功。因此,我希望国家能够鼓励这种对流,把部分产学研的节点和终端放在小城市,通过与大城市的频繁互动和交流,带动小城市合理分工布局。
这个方面,我想举苏南乡镇企业的例子。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能够在苏南发展起来?重要原因是苏南的乡镇大胆地以本地资源去嫁接上海等大城市的研究资源,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因此,国家应当考虑出台政策,鼓励小城市在地资源的优化升级,路径是嫁接外部资源,是以我为主对外合作而不是招商引资。通过互利双赢的合作带来小城市产业、人文环境的量变,假以时日再寻求发展上的质变。这恐怕是小城市必须正视的一条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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