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9日），在东四街道六条社区居委会，社区故事采集员李秀霞将多方征集的民间故事录入电脑。
在东城区东四六条住了一辈子的张立贵最近特别忙叨，从去年12月底到现在，这位82岁的老爷子一直在仔细地回忆这辈子亲历过听过的大事小情，并且讲述给街道派来的“胡同故事采集员”听。张老先生参与的这个活动，是去年底东四文化讲坛上发起的一项民间故事采集工作。目前，东四街道已经采集到了60多条故事线索，这些故事日后有望收录于一套名为《日下传闻录》的专著中，作为北京胡同的独特文化记忆保存下来。
此次民间故事采集工作由著名民俗专家赵书联合东四街道办事处共同发起。赵书介绍说，《日下传闻录》的名字来源于清代的《日下旧闻考》，那是一本清代官修的有关北京历史、地理的资料选辑；“日下”便是北京的别称。编纂《日下传闻录》，是赵书倡议发起的一项民间故事收集整理工程，而东四街道则是全市第一个故事收集点，在这里采集到的故事，将汇总成为《日下传闻录·东城区·东四篇》。
自从接到收集民间故事的号召，东四街道下辖的8个社区居委会便忙碌起来。“居委会一共推选了十几位故事采集员。”东四街道文联负责人孙永红说，这些采集员不仅自己对文史知识感兴趣，有的还能上手写些小文章，而且因为常年在基层工作，他们对社区居民的故事、家底儿也略知一二。比如张立贵老人，就是因为退休后常为社区文化活动写些小文章、给年轻人讲故事，而被采集员李秀霞“盯”上了。
短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十几位采集员已经从近30位居民口中收集到60多条故事梗概和线索。翻看这些素材，从兔儿爷的传说，到东四牌楼的身世揭秘，再到东四街道吉祥物“奥娃东东”的诞生经历，以及普通人家的个体命运，内容可谓无所不包。虽然其中很多故事并非历史，只能算作传说，但是在赵书看来，这些故事折射出了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价值观，把这样的故事整理出来，其实是在为北京人的心路历程立传。
采集民间故事的过程，也几乎是在抢救文化。上周末，采集员们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大家在交流时发现，如何让故事的讲述者回忆起更多内容，是现在最大的难题。比如南仓门社区的居民给采集员提供了儿时父亲常给他听的两首儿歌，凭借歌词判断，这些儿歌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可是父亲又是从哪儿学来这两首儿歌的，他却已经记不大清晰了。“如果再不收集整理，这些故事会随着人们的老去渐渐消失。”赵书感慨地说。
目前，采集员们收集到的这些故事，还需要补充更多的细节和背景信息。东四街道的工作人员也呼吁，那些已经搬离东四街道迁居他处的居民，也能够回家来，讲讲自己当年在这儿居住时亲历或听说的故事，为当地居民的胡同记忆提供更多丰富的素材。
温情篇: 点滴回忆串起胡同生活
两个月的时间里，采集员们收集到的多数素材，其实不是完整的故事，而是普通居民对胡同生活的点滴回忆。无论是四合院的和谐氛围，还是街坊孩子之间的旧时游戏，在这只言片语中，凝聚着人们对胡同生活的深深眷恋。
家住豆瓣社区的薛恩志，讲述了小时候住过的“钓鱼台儿”胡同里的往事。“您别误会，这可不是钓鱼台国宾馆，后面得加个‘儿’，它只是一条70多米的小胡同。”薛恩志说，别看钓鱼台儿只有70多米长，但胡同里面却有好几家小买卖。“有三合顺、通兴顺两家饭馆，两家鞋铺，一个理发店，一家卖面茶的，一家馒头铺，一家干鲜水果店，一间豆腐房，一家面铺，一家卖切糕的，还有两家搞批发的……”薛恩志掰着手指头，数出一堆铺面来。
在薛恩志的印象中，这条短小而热闹的胡同里充满着人情味。来往的顾客通常都与商家熟悉，常常听到主顾热情地打招呼，嘘寒问暖；要是谁手里提了重物，可以找个熟识的店铺寄存，办完了事儿再回来取。后来，这条小胡同并入了后石道胡同。再后来，随着朝阳门内搞拆迁，小胡同也就不存在了。薛恩志说，“以前总觉得，这胡同都这么破了，怎么还不拆啊。一旦拆了，又特别怀念那里的一草一木。”
住在南仓门社区的隋静，则回忆起小时候常玩儿的跳皮筋儿、拔老根儿等游戏。她的这些童年记忆被整理成小文章，刊登在了当地街道的报纸上。很多居民在传阅的时候慨叹：“在现在的孩子眼里，这些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不够酷，似乎也没什么智力开发作用，可是以前在四合院里，在小胡同里，这些简单的玩意儿就能让我们开心很久。那时候的生活简单，却充满味道。”
亲历篇: 82岁老人回忆“日本兵丢枪”
在采集员们收集到的民间故事中，有不少都是当地居民的亲身经历。82岁的张立贵老先生讲述的“日本兵丢枪”的故事，就是他上小学时的一次亲身经历。
“那会儿我就住六条，府学胡同西口住着日本宪兵队，他们每天每（注，‘每天每’是老人的口头用语）都到东单牌楼执勤。每天每，早晨8点多，有两个日本兵从十一条坐‘铛铛车’（指有轨电车）过去。”张老先生那会儿在市立三小上学，有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放学回家，看见五条西口围了好多人，大家都在议论：“听说日本兵把枪丢了！”
张老先生当时人小钻得快，很快就从路边“爆肚满”的伙计那儿打探出详情。原来，那天早晨8点多钟，两个日本兵照例乘车去上岗，车走到钱粮胡同的时候，一个士兵发现自己佩带的王八盒子枪枪套上的枪绳掉出来了，顺势摸了摸，枪竟然不见了！他这一惊，同伴也赶紧摸枪，发现也不见了，两人的枪套里放的都是石头块儿。
这时，车子已经开到五条西口，日本兵强行把所有乘客赶到东四牌楼前的一个布铺大院里，挨个儿盘查。“从上午8点多一直到下午4点多，不让那些乘客走。因为扣押乘客时间太长，事情越传越大，来了很多日本兵围着院子，也来了很多北京人围观。”据张老先生回忆，当时围观的中国人都特别高兴，很多人猜测，这事儿准是八路干的。有人推测，这俩日本兵是在车站挤着上车的时候被人下的手，这种偷盗方式俗称“撞门”。
时至今日，张老先生想起这件事儿仍觉得很过瘾。他记得，后来丢了的枪没找到，日本兵也不敢再坐车上岗了。而他和很多当时围观的人一样都知道，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被占领区，侵略者的日子都不好过。
传说篇: 几乎每条胡同都有一个传说
作为此次民间故事采集活动的发起人，著名民俗专家赵书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就从东四街道的居民们那里听来了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九卿吊弓匠”的故事令人印象格外深刻。
传说清朝乾隆年间，有位老姓为钮祜禄氏的老弓匠长，名叫常富，他擅长制箭，手艺了得。有一年木兰秋狄，常富被选中担任乾隆皇帝的护卫，在狩猎过程中，一头狗熊扑向乾隆，危急时刻，常富一箭射穿狗熊咽喉，救了皇帝一命。乾隆大喜，不仅把自己的一个翡翠扳指赏给常富，还赐了他世袭的官衔。
可是常富是个老光棍儿，世袭的官职无人接替，于是不少在京为官的钮祜禄氏官员纷纷前来攀亲，不到10天的工夫，竟然有9名六品以上大员认常富为义父。重阳节时，9个干儿子一起祝贺，谁知常富喝醉后再没醒来，生生被折腾死了。常富死后，9个干儿子为争遗产大打出手，闹得沸沸扬扬。
乾隆听说之后非常生气，于是便让宗室贝子毓善彻查此事。很快，9位大员都被发配到黑龙江；可没过多久，又纷纷返回京城。乾隆纳闷，亲自查问，才发现原来是毓善受贿“开了口子”。乾隆仰天长叹：“朕贵为天子，怎么没有一个知心？后族9个六品以上大员为了一个扳指竟认弓匠为父，皇族一个贝子为了一百两黄金竟敢背叛国君！”
有意思的是，东四街道当地有个工匠营胡同，据说故事中的常富当年就住在那里。赵书从此次收集到的故事中发现，东四街道的每一条胡同，几乎都有自己的传说。比如“兔儿爷传说”源自月光胡同，“皇姑院与关大姑”的故事源自石桥胡同，“马玉贵升官记”源自烧酒胡同，“金光洞兔儿爷”的故事源自豆嘴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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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参与过三次大规模民间故事收集
据著名民俗专家赵书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曾组织过三次大规模的民间故事收集活动，北京都曾参加其中。
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故事收集活动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发起的民间故事收集活动。当时曾出版一些民间故事选集，以及部分故事的单行本。
1987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民族宗教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开展了“民间文学三集成”（即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工作；其中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于1998年出版。不过，由于那一次采集沿用了前苏联的学术方法，要求故事必须由非专业文化工作者为讲述者，结果北京地区著名的锁麟囊故事、平谷地区流传甚广的“仁义胡同”故事，怀柔的很多满族故事、顺义的灶王爷故事等都未能入选。
近年来开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是我国第三次对民间故事的大规模挖掘整理。目前，北京已有八达岭传说等7个民间故事入选市级或国家级非遗名录。不过，除了申报非遗项目，集结成册的出版物较少。
上海浙江已出版“民间故事全集”
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发展，民间故事的收集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2005年，由冯骥才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号召全国再次展开民间故事的收集和抢救。浙江省最早响应号召，该省目前已为《中国民间故事全集》贡献多个分卷，几乎已经收全了当地所有的民间故事。今年，上海也完成了共22卷的《上海民间故事全集》的出版工作。
民间故事收集标准很开放
如果问赵书民间故事的收集标准是什么，这位老专家的回答恐怕会有些出人意料：“先收上来，其他都好办。”
赵书说，历次民间故事的采集都是有标准和要求的，但由于随着农村逐渐城镇化，城市中心区人口疏散等，很多广为流传的故事已渐渐无人知晓。他以自己小时候熟知的掌故为例：那时候人人都知道北京城是个“哪吒城”（传说明朝时，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受哪吒点拨，模仿八臂哪吒而确立）；可是现在，他每每和人提及此事，连中年人都说不知道。所以，与其忙着培训采集员了解民间故事的定义，还不如让他们把居民口中还在流传的小故事都记录下来，然后再分门别类详细区分。
另外，赵书认为，尽管普通市民的口述史通常都是些个人经历，但其中有些故事被其他人津津乐道，成了大家愿意讲、愿意听的故事，那就算作民间故事。此外，生活中流传的经典笑话、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等，其实也都属于民间故事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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