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群体，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肉体和心灵每天都要承受重疾带来的双重折磨。有这样一个地方，集合了普通医院和托老机构的众多优点，可以帮助他们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尽可能地改善生活质量。
近年来，在国外具有相当规模的“临终关怀”服务，受到越来越多的病患及家属的关注。然而，面对日益庞大的社会需求，这一朝阳产业在国内却举步维艰。
生命的最后旅程 让患者温暖离去
位于北京德外附近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四楼的病房安静幽雅，传统的灰白被褥和消毒水味道被充满活力的满眼绿色植物所取代。在这样无比居家的环境里，４７岁的肺癌患者郑晓梅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医务人员按照我们的意愿采取了宁养的治疗方式，妈妈走得平静而安详。”她１８岁的儿子说：“妈妈过去一天要吃４０多片止痛药，还痛得用椅子顶住身体。自从来到这里，妈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和爸爸都觉得特别欣慰。”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护士长袁捷告诉记者，宁养即是对行将谢世者进行镇痛治疗、心理辅导、护理指导等科学恰当的照顾，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地减少痛苦。“我们收治的病人年龄最大的１０９岁，绝大部分都是家庭护理困难、其他医院拒收的，而且大部分人患有脑萎缩或老年痴呆。”
据介绍，如果这些病患住进医院，每天只能面对无济于事的抢救。但在临终关怀机构，病人可以得到像婴儿一样的日夜照顾，在家属、护工、志愿者和医疗人员的融洽配合下，其紧张和焦虑得到舒缓。一个关切的眼神、一句轻轻的赞许，都可以成为一剂特别的精神良药，帮助他们安详地走向生命的终结。
作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成立之初的一年间，仅仅照顾了１９位病人，如今的病人数量每月都有２００多名。２５年来，这里始终保持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老人离开时身边没有亲友，工作人员一定要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
老龄化社会加剧 使其成普遍需求
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老人们普遍觉得，人早晚都要走这一步，他们不怕死，就是怕遭罪。年轻人都希望老人在医院里得到更加人性化的照顾，哪怕是治疗效果不太明显，也希望能让病人减轻疼痛，走得舒服。
然而，目前对于临终病人常见的对待是，送到医院接受大量的积极抢救和创伤性治疗，花掉家庭多年的储蓄、占据有限的医疗资源，同时，家属也因为要照顾病人而心力交瘁。这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往往属于无效作为。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让病人拥有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机构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与此同时，临终关怀每天的平均花销仅为后者的１／１０。
北京市西城区生命关怀咨询服务中心主任韩铮铮说，无论是卫生部门的调查还是他们掌握的临床信息，排在死亡顺因第一位的都是癌症。她表示，除了癌症患者之外，大批罹患慢性疾病的高龄老人也期待改善生活质量。
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表示，独生子造成了家庭结构向小型化转变，“银发浪潮”未来发展将更加汹涌，作为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站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标志，临终关怀这种特殊的养老需求将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土实践见成效 多个瓶颈应破除
然而，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张凤宝的调查显示，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起，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城市率先有所尝试，可是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临终关怀事业依然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全国仅有１００多家相关机构。
“虽然志愿者有时间、有热情、有知识、有技能，但是仅靠这股社会力量却远远不够，传统观念的影响、可用资金的限制，乃至政策方面的缺失，都制约着临终关怀产业的发展。”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副院长朱林坦言，他们曾因为被周围居民认为“晦气”等原因被迫搬家７次。至于盈利更是无从谈起，“目前北京市对于因病托老的、带有医院性质的机构，并没有具体政策，所以也得不到政府给予的资助。”
鉴于此，一些城市酝酿探索社区医院临终关怀与居家养老相结合的新模式，以满足大多数老人对“家”的依恋。２０１０年，北京设立首个社区医院“临终科”——西城区德胜卫生服务中心。而上海有计划将在１８个区（县）的辖区内确立专门接诊收住癌症晚期患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门设立“舒缓疗护”病区。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吴明曾撰文称，对于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而言，家庭护理的成本高于机构护理，而且后者可以提供２４小时服务，从纯护理角度来说，这是优选。北京朝阳门医院临终关怀病区主任郭浩明也表示，“临终关怀是典型的护理重于治疗的领域，必须让护理的功能体现应有的价值，否则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关怀。”
陆杰华说，现行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明确规定，不予支付护工费等服务性项目的费用，因此难以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现实要求，亟须政府制定前瞻政策加以解决，才能保证临终关怀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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