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国宣布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此举被视为中国为应对日益突出的老龄化问题、防止国家“未富先老”做出的重大政策调整。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并于１９７８年将之定为基本国策。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显示，中国因此累计少生了４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然而，随着生育率不断走低，中国这一人口第一大国正面临新的人口及经济社会问题。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仅０．５７％，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６０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１３．２６％，且增长迅速；而１４岁以下少儿占总人口比例已降至１６．６％的新低。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２０１２年人均收入超过６０００美元，但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日渐走高，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随着我国绝对劳动人口出现下降，我国持续多年的‘人口红利’将迎来拐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说。
“人口红利”消退的一个最直观表现，是近年来从沿海蔓延到内陆的“民工荒”。企业主每年至少要提薪１０％－１５％，才有可能招到工人。而对于老百姓来说，越来越频繁出现“白菜价赛猪肉”的现象，正是因为蔬菜种植、采摘、运输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特征，“人工贵”成为近年消费价格指数居高难下的要因。
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服装、制鞋等产业大量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耐克、阿迪达斯等体育用品商将生产线搬离中国，一些高端制造业则回流至美国和日本。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严峻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将导致工资上涨、政府收入与企业盈余被压缩，储蓄率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
放眼世界，深陷泥淖的欧债危机和持续的日本经济衰退，均与这些国家严重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福利支出增加、赤字严重紧密相关。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说：“这给正处于老龄化发展阶段的中国带来极大的警示。”
尽管当前中国依然面临着人口众多、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的困境，但人口政策调整具有滞后效益，及时完善人口政策显得极为迫切。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政治、经济等手段刺激人口增长，除个别有增长外，绝大多数国家无显著提升，可见提升生育水平难度大于降低生育水平。”
原新预测，“单独两孩”政策持续２０至３０年，中国人口总量增加在５０００万左右，对资源的压力会增加，社会发展成果竞争性分配也会加剧，但这种压力总体在可控范围内。
事实上，由于抚育成本高昂、社会文化多元，当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高。上海人口部门２０１２年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上海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实际生育并不多，上海户籍８０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１．２个孩子，这些家庭中约有８０％是“双独”家庭。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农村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迄今生育率均低于１．６。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认为，从全国来看，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总量不是太大，加上各地启动实施政策的“时间差”，短期内中国不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增的问题。
专家认为，要将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从目前的１．５左右上调至较合理的１．８－１．９区间，生育政策放松仅仅是第一步。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第二步是全面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第三步是鼓励生育，并通过社会分担家庭的生育成本等多方面来提升生育率，但这些政策的调整和实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短时间内难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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