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举行的西城团小组会上，来自医疗卫生领域的代表刘玉村结合自己工作就医疗改革提出建议。
为扭转“大医院看不上病、小医院看不好病”的就医困局，北京这几年加速推进区域化医疗联合体建设，到明年底总数将达到50个。有委员调研发现， 多数医联体只是形式上把医院联起来了，并没有从实质上成为一体。在今年的市“两会”上，不少委员“把脉”医联体，寻找使其真正发挥分级诊疗功能的突破口。
现状
“八九成留观病人转不下去”
“北京的医院其实并不少，只是就医无序，造成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门可罗雀。”市政协委员、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科主任王真认为，建立以三甲医院为龙头的医联体很有必要，通过逐级转诊病人，引导有序就医，理论上的确可以缓解大医院和小医院之间的失衡状态。
去年，王真利用在北京市医管局挂职的机会，对前期成立的朝阳医院、友谊医院、世纪坛医院和安贞医院四大医联体进行调研，结果却发现，“多数医联体只是形式上把医院联起来了，并没有从实质上成为一体。”
“医联体有不少是‘拉郎配’的性质，医院被结为一体，相互之间未必情愿。以我们医院为例，世纪坛医院花了十几万，帮着社区把信息化建起来了，但下面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
更让王真感到头疼的是病人“下转难”。“以急诊为例，百分之八九十的留观病人都应该转到一二级医院，但就是转不下去。急诊本应是抢救急危重症的，可有些病人能住上一两年，我们又没办法，造成真正有需要的病人无床可住。”
反思
多项政策制约 下转通道受阻
在王真看来，下转通道受阻主要受财政、医保、价格等多项政策制约。“社区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政投入机制，医生的收入跟劳动并不挂钩，工作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很多社区医院甚至连病床都没有，在硬件上也不具备接收病人的条件。”
王真同时指出，现行的医保政策与社区首诊、双向转诊的分级医疗服务目标并不一致，“看病要去大医院，大医院住院才报销，回到社区又没药”的医保 报销政策，造成患者只能往大医院挤。此外，长期以来扭曲的医疗服务价格，导致康复医院、护理院等中间性医疗机构难以发展，使得大量本该去一二级医院康复治 疗或长期治疗的疾病终末期病人无处可去，滞留在三级医院。
建议
形成阶梯式医保报销政策
市政协委员王以新在担任安贞医院全科医疗科主任的同时，还兼任医联体成员之一——大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今年的市“两会”上，她也带来了有关完善医联体的提案。
前不久，王以新到香港参加培训，期间曾经到基层医院调研，遇到一位老者术后三个月来复查，化验结果显示，钾离子偏低，社区医院建议他到牵头的大 医院复查。王以新不禁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好不容易转上去了，是不是会找到更好的医生看完，不再回来了？”社区医生倒是颇为淡定，“按照规定，如果复查发 现这个病不值得在大医院看，而他坚持在那边看，将会被拒绝报销。”
果然，到了下午，老者又回到了社区医院，无需再次挂号，医生直接在电脑上调出他在大医院检查的结果，给他开了后三个月的药。王以新不禁感慨：“这才叫真正的双向转诊！”
她表示，想要做到这一步，需要大医院有细致的标准，明确哪些情况应当下转，“对我们来说，其实标准是做得到的，问题在于缺乏配套的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也能像香港一样，该下转的却不转就不予报销，应该能起到一定作用，也能避免对医保基金的浪费。”
在医保政策方面，王真认为，应当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高术后及亚急性期康复病人在社区、二级医疗机构的报销水平，并适当拉开档次，形成阶梯式医保报销政策，引导大医院中患者主动分流。
让患者得到全程跟踪治疗
不少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影响“下转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患者对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不够信任。在这方面，市政协委员、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提供了自己所在医院的经验。
“过去，我们的骨关节科做人工膝关节置换以后，在我们医院至少要住两周以上，而与隆福医院合作后，术后三天到五天就转到那边去康复。”王杉表 示，转的前提就是要确保患者的安全和落实医疗质量。为此，北大人民医院开发了一套移动视频查房系统，“我们要求手术大夫在北大人民医院术后三天到五天查几 次房，就要通过高清视频与隆福医院的大夫一起查多少次房，而且要留下记录。”王杉补充道，“这两个团队实质上成为一个组，前期我们会派医生过去现场查房， 长期磨合后，实现远程查房，让患者对转下去治疗建立起信任。”
王以新也分享了大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特殊待遇”，“卫生局给我们特批的政策，将大屯医院定为安贞医院的第二门诊部，实现药品共享，对于病人 来说，这就方便很多，不再会因为用药受限问题而不愿下转。如果今后各个社区医院都能与相应大医院在药品方面实现共享，那就能为更多患者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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