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首相布莱尔２５日在北京表示，面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挑战，世界各国必须防止以环境保护的名义树立贸易壁垒的保护主义倾向，同时，不可因经济衰退而放松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
布莱尔在应邀访京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贸易保护主义并非抵御金融危机之策，也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正确途径。
“无论保护主义的形式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它都是最糟糕的应对方法，”布莱尔说，“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气候危机，保护主义都不是解决之道。”
他表示，尽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已成为共识，显性的保护主义不太可能出现，但隐性的保护主义措施值得警惕，“比如运用环保标准来达到实际上限制别国产品的效果”。
上周，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众议院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说，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一旦奥巴马政府实行其减排计划，对这些国家征收碳关税可能有助于公平竞争。
布莱尔没有具体指明他的表态是否针对朱棣文的言论，但他说“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包括关税”，而这些措施都是“错误的”。
他认为，在各国对解决金融和气候问题的讨论中，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是一道难关，“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必须坚定。”
世界银行上周发布的报告指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让人担忧。尽管去年１１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宣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避免让衰退中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但该集团中有１７个国家至今都已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措施。
布莱尔表示了对世界贸易谈判取得成功的期望。同时，作为气候组织的发起人，他呼吁各国不应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推迟致力于实现低碳经济的行动。
“不管有没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都在发生，这一重大事实无法改变，”他说。
布莱尔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一大进步，但美国国会内部的质疑之声仍待消除。
奥巴马此前承诺，他将在２０２０年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１９９０年的水平。布莱尔说，美国一些参议员对强制减排持怀疑态度，而且“很难说服”。
“某些人在说，如果我们美国强制减排，中国就会从中得利，会有更多的机会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布莱尔告诉记者，“如果他们能了解中国的减排目标和承诺有多么激进，情况就会大大好转了。”
布莱尔评价道，中国在许多方面都站在节能减排行动的“最前线”，如中国计划２０２０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从２００５年的７．５％提高到１５％。“这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承诺，连我都觉得做起来很难，”他说。
中国于１９９８年签署并于２００２年核准了《京都议定书》。尽管《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中国仍然拟定了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实现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１０％的目标。
布莱尔呼吁，各国应尽全力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实现既定目标，就２０１２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安排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以接替《京都议定书》。
“我们应要求各国做出能力范围以内的最大努力，而非强迫它们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他说，“比如让美国在２０２０年前减排２５％甚至４０％，或者让中国承担强制的减排目标，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承认，达成新协议面临许多挑战，但仍然是可能做到的。与其简单地划定各国的减排责任和目标，新协议应更注重一些大有可为的实际领域，如去沙漠化、碳收集和储存技术以及太阳能利用等。
他认为，在高层面上需要一个正确的激励机制，来鼓励企业和产业开展低碳项目，同时还要加强气候变化应对在“草根”层面的普及。
布莱尔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２５日，他代表气候组织与李连杰壹基金签署了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协议，以推动中国普通民众的节能减排行动。
布莱尔在应邀访京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贸易保护主义并非抵御金融危机之策，也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正确途径。
“无论保护主义的形式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它都是最糟糕的应对方法，”布莱尔说，“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气候危机，保护主义都不是解决之道。”
他表示，尽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已成为共识，显性的保护主义不太可能出现，但隐性的保护主义措施值得警惕，“比如运用环保标准来达到实际上限制别国产品的效果”。
上周，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众议院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说，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一旦奥巴马政府实行其减排计划，对这些国家征收碳关税可能有助于公平竞争。
布莱尔没有具体指明他的表态是否针对朱棣文的言论，但他说“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包括关税”，而这些措施都是“错误的”。
他认为，在各国对解决金融和气候问题的讨论中，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是一道难关，“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必须坚定。”
世界银行上周发布的报告指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让人担忧。尽管去年１１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宣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避免让衰退中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但该集团中有１７个国家至今都已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措施。
布莱尔表示了对世界贸易谈判取得成功的期望。同时，作为气候组织的发起人，他呼吁各国不应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推迟致力于实现低碳经济的行动。
“不管有没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都在发生，这一重大事实无法改变，”他说。
布莱尔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一大进步，但美国国会内部的质疑之声仍待消除。
奥巴马此前承诺，他将在２０２０年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１９９０年的水平。布莱尔说，美国一些参议员对强制减排持怀疑态度，而且“很难说服”。
“某些人在说，如果我们美国强制减排，中国就会从中得利，会有更多的机会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布莱尔告诉记者，“如果他们能了解中国的减排目标和承诺有多么激进，情况就会大大好转了。”
布莱尔评价道，中国在许多方面都站在节能减排行动的“最前线”，如中国计划２０２０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从２００５年的７．５％提高到１５％。“这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承诺，连我都觉得做起来很难，”他说。
中国于１９９８年签署并于２００２年核准了《京都议定书》。尽管《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中国仍然拟定了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实现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１０％的目标。
布莱尔呼吁，各国应尽全力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实现既定目标，就２０１２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安排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以接替《京都议定书》。
“我们应要求各国做出能力范围以内的最大努力，而非强迫它们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他说，“比如让美国在２０２０年前减排２５％甚至４０％，或者让中国承担强制的减排目标，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承认，达成新协议面临许多挑战，但仍然是可能做到的。与其简单地划定各国的减排责任和目标，新协议应更注重一些大有可为的实际领域，如去沙漠化、碳收集和储存技术以及太阳能利用等。
他认为，在高层面上需要一个正确的激励机制，来鼓励企业和产业开展低碳项目，同时还要加强气候变化应对在“草根”层面的普及。
布莱尔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２５日，他代表气候组织与李连杰壹基金签署了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协议，以推动中国普通民众的节能减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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