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卫报》报道，鉴于目前的气候变化协定已被广泛公认为动荡不安、充满凶险，联合国为世界各国首脑安排了一种“外交电击疗法”，希望藉此能够增加各项气候变化谈判的迫切性。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谈判代表们表示，除非他们能让各国首脑承诺主张激烈行动，否则很难达成一个可信且可执行的协议，以避免气候变化最具破坏性的后果。
“我们需要这些领导人走出他们一贯的安乐窝。”一位外交官说，“有些领导人们有点太安逸了。他们真的需要听听来自那些易受攻击、承受苦难的国家的声音。”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我们需要提醒这些领导人气候变化的影响，事实是他们是不公平的，重担落在了一部分世界上最贫困人群的身上。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很多国家被遗弃。”
参与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首脑们只能有一位副手跟随，一般都是该国的环境部长。会议摒弃了固有的演讲模式，而是安排了圆桌会议，英国和圭亚那同坐一桌，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和荷兰共处一室，蒙古则和欧盟围炉讨论。
首脑们的午餐是同环保斗士以及一直推动本国政府采取行动的环保团体的主管人员一起享用的。最大排污国的领导人也与孟加拉国、基里巴斯和哥斯达黎加等气候变化最主要受害国的领导人共进了晚宴。
联合国希望一天的会期结束后首脑们能够形成一种新的信念：富裕国家应承担较大的削减排放任务——未来10年中减排25%到40%，到2050年减排80%——以保证与工业革命前的气温相比的温度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这也是为避免气候变化引起最不幸后果而确立的科学标准。
同样，联合国希望首脑们能够对贫穷国家所遭受的威胁有所认知，至少能够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共同决心。“我们需要联合起来。我们不想谴责或者互相指责。”科威特代表团顾问雅克布?阿尔-萨那达（Yaqoub al-Sanada）说。
“我们能从哥本哈根（气候会谈）得到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是可以实现的，但目前还悬而未决。”英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说，“我们需要弥合分歧。”
这些分歧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却是扩大了。首先是阿什顿所称的“目标分歧”——排放大国的领导人没有签署所需要的深度减排承诺。然后是“金钱分歧”——工业化国家没能就如何赔偿将承受最具破坏性后果的贫穷国家拿出解决方案。
英国曾于去年6月提出了到2020年每年提供大约610亿英镑的计划。但主要工业化国家没有明确他们愿意拿出的金额或者他们将如何提供资助，从而令谈判者的希望落空。
一些气候变化专家和谈判者已经开始谋划退路，以防万一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法达成一个足够强硬的协议。
在华盛顿，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也在公开谈论在哥本哈根之外的协商。“我们不要把某一个特定时间作为最重要的，不要说如果这一切不发生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说。
“对我来说哥本哈根好像不是这一切的结束。”联合国基金会主席蒂姆?沃思（Tim Wirth）说。曾在上世纪80年代帮助撰写了针对酸雨的第一个总量控制和交易计划的他补充说：“有生之年我们都将从事哥本哈根协议的相关事宜。”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谈判代表们表示，除非他们能让各国首脑承诺主张激烈行动，否则很难达成一个可信且可执行的协议，以避免气候变化最具破坏性的后果。
“我们需要这些领导人走出他们一贯的安乐窝。”一位外交官说，“有些领导人们有点太安逸了。他们真的需要听听来自那些易受攻击、承受苦难的国家的声音。”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我们需要提醒这些领导人气候变化的影响，事实是他们是不公平的，重担落在了一部分世界上最贫困人群的身上。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很多国家被遗弃。”
参与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首脑们只能有一位副手跟随，一般都是该国的环境部长。会议摒弃了固有的演讲模式，而是安排了圆桌会议，英国和圭亚那同坐一桌，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和荷兰共处一室，蒙古则和欧盟围炉讨论。
首脑们的午餐是同环保斗士以及一直推动本国政府采取行动的环保团体的主管人员一起享用的。最大排污国的领导人也与孟加拉国、基里巴斯和哥斯达黎加等气候变化最主要受害国的领导人共进了晚宴。
联合国希望一天的会期结束后首脑们能够形成一种新的信念：富裕国家应承担较大的削减排放任务——未来10年中减排25%到40%，到2050年减排80%——以保证与工业革命前的气温相比的温度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这也是为避免气候变化引起最不幸后果而确立的科学标准。
同样，联合国希望首脑们能够对贫穷国家所遭受的威胁有所认知，至少能够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共同决心。“我们需要联合起来。我们不想谴责或者互相指责。”科威特代表团顾问雅克布?阿尔-萨那达（Yaqoub al-Sanada）说。
“我们能从哥本哈根（气候会谈）得到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是可以实现的，但目前还悬而未决。”英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说，“我们需要弥合分歧。”
这些分歧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却是扩大了。首先是阿什顿所称的“目标分歧”——排放大国的领导人没有签署所需要的深度减排承诺。然后是“金钱分歧”——工业化国家没能就如何赔偿将承受最具破坏性后果的贫穷国家拿出解决方案。
英国曾于去年6月提出了到2020年每年提供大约610亿英镑的计划。但主要工业化国家没有明确他们愿意拿出的金额或者他们将如何提供资助，从而令谈判者的希望落空。
一些气候变化专家和谈判者已经开始谋划退路，以防万一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法达成一个足够强硬的协议。
在华盛顿，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也在公开谈论在哥本哈根之外的协商。“我们不要把某一个特定时间作为最重要的，不要说如果这一切不发生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说。
“对我来说哥本哈根好像不是这一切的结束。”联合国基金会主席蒂姆?沃思（Tim Wirth）说。曾在上世纪80年代帮助撰写了针对酸雨的第一个总量控制和交易计划的他补充说：“有生之年我们都将从事哥本哈根协议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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