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正在海拔较低的冬季草场放牧。到10月份，这里将成为野生动物和牧民争夺的“战场”。
猎人与猎获的盘羊、藏原羚。 资料图片
国际狩猎能否开闸近期“拍板”
7名外国人近期申请猎捕16只二级保护动物，林业局称在专家评审后才收到其申请
本报讯 国家林业局保护司8月5日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评审境外人士来华狩猎的申请，评审获得通过，外国人来华狩猎的行政许可能否开闸引起社会广泛关注。8天后，70家动物保护组织向国家林业局提交公开信表达“极大愤怒”，要求停止推进该项活动。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公室昨天表示，国家林业局将于近期公布外国人来华狩猎行政许可审批结果。美国猎人申请到青海狩猎场 捕杀岩羊和藏原羚来源：湖南电视台所属栏目：腾讯视频
为何结果迟迟不公布？
此前有公众质疑，8月5日召开专家评审会，经过20天行政许可审批期限，昨天应为期限到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应该公布行政许可审批的结果，而记者从国家林业局宣传处获悉，国家林业局是在专家评审会之后几天才正式收到的行政许可书面申请，因此还要晚几天才能出台最终结果。
据悉，评审结果并不具有行政效力，不能作为狩猎依据，但是评审结果将成为国家林业局是否下发行政许可的重要依据。
外国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标本采集，行政许可需要经过四步程序：一是申请人向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所在地的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二是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家林业局；三是国家林业局或其委托的单位根据需要组织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四是审查合格的由国家林业局向申请人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审查不合格的，由国家林业局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告知复议或诉讼权利。行政许可的审批期限规定为20日内，经批准可延长10日。
两旅行社收到猎手申请
近期，正安国际旅行社收到了美国4位狩猎爱好者的狩猎代理委托，随后联系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拟于今秋奔赴狩猎场猎捕岩羊6只，藏原羚4只。中国妇女旅行社也收到三人申请，希望猎捕岩羊3只，藏原羚3只。随后两家旅行社向主管部门提出了申请。据了解，岩羊和藏原羚都是二级保护动物。
■ 说法
蒋劲松VS李枫
这些“举手同意”的专家与林业局、国际旅行社、狩猎场的关系需要搞清楚。
不能说一个专业毕业的，就一个鼻孔出气，这个没有依据。我是问心无愧。
清华副教授质疑专家组权威性
称“三个师徒”联袂投票，评审专家组成员回应称问心无愧
昨日，动物保护人士、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在网上发微博炮轰国家林业局“国际狩猎”的专家评审组不权威，竟然出现“三个师徒”投票的现象。
评审专家组成员、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李枫则表示，东北林大是我国最早开设狩猎相关专业的学校，全国各地与狩猎有关的专家，不少出自东北林大。
“东北林大的去了好几位专家，都在一个学院里工作，不大可能有不同意见，我主要的矛头不是专家，而是说林业局在请专家方面有问题。”昨日，蒋劲松质疑，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到底根据什么原则挑选的。
他说，林业大学是国家林业局办的大学，专家们会不会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应该追问一下，这些“举手同意”的专家与林业局、旅行社、狩猎场的关系需要搞清楚。
同时，他还说，现在开放猎杀与国家法律是有冲突的，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要判有期徒刑的，同时要论证哪些物种已经多到了必须控制的地步。
对此，昨日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李枫表示，他是受邀到去参加评审，当天共有11个人左右进行投票，有具体公开名单、也有媒体公开报道和录音。
“狩猎有关专业我们学校是最早的，培养的人也最多。在这个领域，全国来说，这个专业都很少。”李枫教授说，当时还去的专家有，一个西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动物专家、北京林业大学一个经济学和一个动物学专家、国际关系学院一个搞法律的、中科院动物所的。
他说，东北林大一共去了4个人，2个是搞野生动物的，2个是进行野生动物产业研究的，中国林科院搞兽类的专家为东北林大毕业。
“不能说一个专业毕业的，就一个鼻孔出气，这个没有依据。我是问心无愧，也没有说因为评审给了我钱，我才投赞成票。”他很气愤地说，整个投票的过程很透明，对方把情况叙述完后，专家提出问题，得到了解疑，最后形成意见。
“当时也提出了一些不足的地方，也都给了建议。”李枫说。
“27年前我把国际狩猎引入中国”
美籍华人刘国烈称猎人们会给当地支付10万到15万美元费用，狩猎令野生动物数量翻倍
美籍华人刘国烈，第一个将国际狩猎引入中国，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圈内被熟知的人物。过去的20年中，他资助成立北京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建立了40多所学校和4所诊所。
抗战时期，刘国烈全家移民美国，从一个艰难运作的肉场起步，后凭着超市生意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作为一名打猎爱好者，他因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国际狩猎带入中国。20多年来，他将超过100位外国猎人带入中国，并参与筹建了中国90％以上的国际猎场。面对目前因国际狩猎引起的种种争议，刘国烈接受了本报采访，讲述自己和国际狩猎的关系，并希望能澄清一些误解。
【讲历史】
国际狩猎27年前在华起步
新京报：你说自己也是一个猎人。
刘国烈：早在1974年，我处理好超市生意，随后退休环游世界。我很喜欢打猎，所以做了很多工作帮助非洲的国际狩猎运动，同时也和美国与墨西哥的国际狩猎场的管理层很熟。
新京报：为什么要把国际狩猎引入中国？
刘国烈：1984年1月的一天，中国使馆的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一份韩国公司想在黑龙江运营国际狩猎场的文件，询问我的意见。看了文件后，我觉得这家公司对国际狩猎并不怎么了解，于是我的朋友问我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我就答应了，并准备免费为他们提供咨询。
我的朋友和中国方面联系了，一天之后，我就得到了回复，我可以随时去中国帮助进行这项运动。同年2月，我来到了北京，并飞到黑龙江。
新京报：还原一下过程。
刘国烈：我在黑龙江与中国国旅和桃山当地的人见了面，坐火车赶赴桃山，见了不少当地居民，他们习惯于打猎，但后来被禁。我们在猎区见到了很多动物，包括红鹿、野猪和獐。
回到哈尔滨后，我开始为最初的狩猎实验做准备。我们定下来了一些基本内容，包括多少猎人可以允许狩猎？如何狩猎？需要多少向导？以及饮食、居住等信息。最后决定，当年9月份可以允许最多10名猎人过来狩猎。
新京报：当时怎么找来的这10个猎人？
刘国烈：我回美国后，咨询了贝特·克林贝格，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猎人和向导，并同意为我们寻找10个他认识的最好的猎人。
9月之前，我们都准备好了持枪证明、护照和国航的头等舱机票，所有猎人及其妻子共17个人从加州第一次飞到中国。这些人非常有钱，对于来华也很兴奋。在上海一家地毯商店里，短短20分钟时间内，这个猎人团就购买了7.2万美元的商品。
我们赶到桃山后，贝特指导他们如何将猎物正确地剥皮以进行保存，并将皮和角带回美国。
新京报：那是中国第一次开放狩猎，结果如何？
刘国烈：当地人对狩猎运动知道得很少，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只是过来打猎吃肉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只狩猎老的和雄的动物。
当年，我还在北京与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负责人见面，一起讨论了在其他地方开展狩猎的可能性。
在得到一些帮助后，我们飞到青海西宁，林业局的两部车子带着我们访问了都兰和玉树。我们每天都在山上看到很多岩羊，回到北京后，我们向野生动物保护所负责人汇报了情况，决定同年在青海都兰展开岩羊的狩猎。
【讲项目】
狩猎费用可反哺生态保护
新京报：中国大陆还有哪些地方开放了国际狩猎？
刘国烈：1987年，我帮助在甘肃开放了盘羊的狩猎；1990年，新疆也开放布尔津的盘羊狩猎。1992年，四川展开水鹿的狩猎。1993年，陕西开放羚牛的狩猎。
我曾经帮助很多国际猎人在中国狩猎，他们中有大使、医生、阿拉伯王子，都是全球各地最有钱的人。当然另外也有普通人。
新京报：到底什么是“运动狩猎”？它和其他狩猎有什么不同？
刘国烈：运动狩猎只狩猎年老的雄性动物，它们往往带有很大的角和鹿茸。而在其他方式的打猎中，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肉。两种方式的打猎，都需要在政府定义下的“狩猎季节”才能进行。
新京报：运动狩猎的猎人们一般狩猎什么动物，里面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刘国烈：岩羊是最受欢迎的动物，猎人们只愿意打年老的雄性动物，因为它们带有更大的角。雌性动物是可以生育下一代动物的，所以猎人们不会打雌性和幼年的动物，保证种群可以繁衍。每个国家的渔业和野生动物机构会制定各自的游戏规则和规范。
新京报：为什么有人说运动狩猎对野生动物保护有利？
刘国烈：运动狩猎猎人们只打年老的雄性动物，但却愿意为当地的野生动物机构支付高昂的费用。在中国当地，打到猎物后，猎人们会给当地支付10万到15万美元的费用，其他的一些费用加起来，这个费用还会翻倍。
新京报：这么说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
刘国烈：狩猎只能针对种群丰富的动物，以保障少量的狩猎不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这是要绝对注意的。事实上，我们目睹到，在中国，狩猎的开放极大地增长了种群的数量，甚至令其翻倍。这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告诉当地人，开放狩猎后，外国人愿意花一大笔钱来打一点点动物，这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收益，以此再来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如果可以保护好动物种群的繁衍，相比当地人此前的打猎吃肉，这将给他们带来经济上大得多的实惠。
狩猎费用的一部分，直接给了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政府也有了钱能够在当地雇用向导。狩猎者还可以在别的方面给当地经济带来效益。
中国政府部门已经在狩猎区做了多次调查，发现开放狩猎区域的动物种群增加了，这无疑是和当地人见证到保护野生动物能带来的经济收益有关。
【讲生态】
林业部门应投入更多资金
新京报：有人提到，中国的生态系统特别脆弱，并不适合狩猎，你怎么看？
刘国烈：如果是严格控制下的少量狩猎，对生态系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很多动物研究和调查都证明，狩猎不会影响动物种群数量，而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都发现动物种群事实上是增加了，就因为狩猎让当地人得到了更好的训练，来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群。如果没有狩猎提供的收入，当地人很少有动力和意愿去保护野生动物。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应该更进一步开放国际狩猎？
刘国烈：是的，我认为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利用狩猎。在美国，很多州政府的收入依赖于销售狩猎执照，才能有能力进行整个野生动物保护项目。狩猎费用可以增加林业部门的收入，更好地进行野生动物保护，控制非法打猎和偷猎。
我觉得中国林业部门也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野生动物研究。主管部门也应该给当地政府更多的权力来处理狩猎。在美国，大部分的规则是由州政府的司法机构自己制定的。每个州政府都监管着自己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有着自己的政策和规则。联邦政府仅仅是保护珍贵和濒危灭绝的野生动物。
新京报：在中国国内，除了动物保护组织之外，中国民众还有很多担心，哪怕国际狩猎可以推动野生动物保护，但在实施过程中，其产生的收益可能会被信息不透明、收入的挪用等抵消。
刘国烈：很多的这种动物保护组织花了大量的钱在旅行和食宿上，这些钱要比花在他们所说的帮助当地居民的钱多得多。狩猎在中国经济中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动物保护者应该关注更重要的领域。
新京报：在美国，谁来监督狩猎？狩猎费用怎么分配的？
刘国烈：美国渔业和狩猎部门监管全美的狩猎，收入由狩猎部门控制，用于部门的运营，他们也将一些收入用于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
新京报：你提到美国有超过2000万的猎人，他们都是什么人？在哪儿狩猎？
刘国烈：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从10岁到老年人都有。年轻人必须通过狩猎和安全规范的考试，才能获得为期5年的狩猎许可证。在加州，州政府发放了50万份许可证，在得克萨斯州更多。野生动物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在自然中，它们变老后就会死。
在美国，猎人在私有或公有的土地上都可以狩猎。美国的猎人数量是最多的，在世界其他地方，我相信大多数的猎人都不是运动狩猎猎人，而是为了进食动物的肉，如鹿、公猪、野鸭、野鹅等。
美籍华人刘国烈，第一个将国际狩猎引入中国，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圈内被熟知的人物。过去的20年中，他资助成立北京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建立了40多所学校和4所诊所。
抗战时期，刘国烈全家移民美国，从一个艰难运作的肉场起步，后凭着超市生意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作为一名打猎爱好者，他因上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国际狩猎带入中国。20多年来，他将超过100位外国猎人带入中国，并参与筹建了中国90％以上的国际猎场。面对目前因国际狩猎引起的种种争议，刘国烈接受了本报采访，讲述自己和国际狩猎的关系，并希望能澄清一些误解。
【讲历史】
国际狩猎27年前在华起步
新京报：你说自己也是一个猎人。
刘国烈：早在1974年，我处理好超市生意，随后退休环游世界。我很喜欢打猎，所以做了很多工作帮助非洲的国际狩猎运动，同时也和美国与墨西哥的国际狩猎场的管理层很熟。
新京报：为什么要把国际狩猎引入中国？
刘国烈：1984年1月的一天，中国使馆的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一份韩国公司想在黑龙江运营国际狩猎场的文件，询问我的意见。看了文件后，我觉得这家公司对国际狩猎并不怎么了解，于是我的朋友问我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我就答应了，并准备免费为他们提供咨询。
我的朋友和中国方面联系了，一天之后，我就得到了回复，我可以随时去中国帮助进行这项运动。同年2月，我来到了北京，并飞到黑龙江。
新京报：还原一下过程。
刘国烈：我在黑龙江与中国国旅和桃山当地的人见了面，坐火车赶赴桃山，见了不少当地居民，他们习惯于打猎，但后来被禁。我们在猎区见到了很多动物，包括红鹿、野猪和獐。
回到哈尔滨后，我开始为最初的狩猎实验做准备。我们定下来了一些基本内容，包括多少猎人可以允许狩猎？如何狩猎？需要多少向导？以及饮食、居住等信息。最后决定，当年9月份可以允许最多10名猎人过来狩猎。
新京报：当时怎么找来的这10个猎人？
刘国烈：我回美国后，咨询了贝特·克林贝格，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猎人和向导，并同意为我们寻找10个他认识的最好的猎人。
9月之前，我们都准备好了持枪证明、护照和国航的头等舱机票，所有猎人及其妻子共17个人从加州第一次飞到中国。这些人非常有钱，对于来华也很兴奋。在上海一家地毯商店里，短短20分钟时间内，这个猎人团就购买了7.2万美元的商品。
我们赶到桃山后，贝特指导他们如何将猎物正确地剥皮以进行保存，并将皮和角带回美国。
新京报：那是中国第一次开放狩猎，结果如何？
刘国烈：当地人对狩猎运动知道得很少，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只是过来打猎吃肉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只狩猎老的和雄的动物。
当年，我还在北京与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负责人见面，一起讨论了在其他地方开展狩猎的可能性。
在得到一些帮助后，我们飞到青海西宁，林业局的两部车子带着我们访问了都兰和玉树。我们每天都在山上看到很多岩羊，回到北京后，我们向野生动物保护所负责人汇报了情况，决定同年在青海都兰展开岩羊的狩猎。
【讲项目】
狩猎费用可反哺生态保护
新京报：中国大陆还有哪些地方开放了国际狩猎？
刘国烈：1987年，我帮助在甘肃开放了盘羊的狩猎；1990年，新疆也开放布尔津的盘羊狩猎。1992年，四川展开水鹿的狩猎。1993年，陕西开放羚牛的狩猎。
我曾经帮助很多国际猎人在中国狩猎，他们中有大使、医生、阿拉伯王子，都是全球各地最有钱的人。当然另外也有普通人。
新京报：到底什么是“运动狩猎”？它和其他狩猎有什么不同？
刘国烈：运动狩猎只狩猎年老的雄性动物，它们往往带有很大的角和鹿茸。而在其他方式的打猎中，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肉。两种方式的打猎，都需要在政府定义下的“狩猎季节”才能进行。
新京报：运动狩猎的猎人们一般狩猎什么动物，里面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刘国烈：岩羊是最受欢迎的动物，猎人们只愿意打年老的雄性动物，因为它们带有更大的角。雌性动物是可以生育下一代动物的，所以猎人们不会打雌性和幼年的动物，保证种群可以繁衍。每个国家的渔业和野生动物机构会制定各自的游戏规则和规范。
新京报：为什么有人说运动狩猎对野生动物保护有利？
刘国烈：运动狩猎猎人们只打年老的雄性动物，但却愿意为当地的野生动物机构支付高昂的费用。在中国当地，打到猎物后，猎人们会给当地支付10万到15万美元的费用，其他的一些费用加起来，这个费用还会翻倍。
新京报：这么说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
刘国烈：狩猎只能针对种群丰富的动物，以保障少量的狩猎不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这是要绝对注意的。事实上，我们目睹到，在中国，狩猎的开放极大地增长了种群的数量，甚至令其翻倍。这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告诉当地人，开放狩猎后，外国人愿意花一大笔钱来打一点点动物，这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收益，以此再来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如果可以保护好动物种群的繁衍，相比当地人此前的打猎吃肉，这将给他们带来经济上大得多的实惠。
狩猎费用的一部分，直接给了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政府也有了钱能够在当地雇用向导。狩猎者还可以在别的方面给当地经济带来效益。
中国政府部门已经在狩猎区做了多次调查，发现开放狩猎区域的动物种群增加了，这无疑是和当地人见证到保护野生动物能带来的经济收益有关。
【讲生态】
林业部门应投入更多资金
新京报：有人提到，中国的生态系统特别脆弱，并不适合狩猎，你怎么看？
刘国烈：如果是严格控制下的少量狩猎，对生态系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很多动物研究和调查都证明，狩猎不会影响动物种群数量，而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都发现动物种群事实上是增加了，就因为狩猎让当地人得到了更好的训练，来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群。如果没有狩猎提供的收入，当地人很少有动力和意愿去保护野生动物。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应该更进一步开放国际狩猎？
刘国烈：是的，我认为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利用狩猎。在美国，很多州政府的收入依赖于销售狩猎执照，才能有能力进行整个野生动物保护项目。狩猎费用可以增加林业部门的收入，更好地进行野生动物保护，控制非法打猎和偷猎。
我觉得中国林业部门也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野生动物研究。主管部门也应该给当地政府更多的权力来处理狩猎。在美国，大部分的规则是由州政府的司法机构自己制定的。每个州政府都监管着自己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有着自己的政策和规则。联邦政府仅仅是保护珍贵和濒危灭绝的野生动物。
新京报：在中国国内，除了动物保护组织之外，中国民众还有很多担心，哪怕国际狩猎可以推动野生动物保护，但在实施过程中，其产生的收益可能会被信息不透明、收入的挪用等抵消。
刘国烈：很多的这种动物保护组织花了大量的钱在旅行和食宿上，这些钱要比花在他们所说的帮助当地居民的钱多得多。狩猎在中国经济中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动物保护者应该关注更重要的领域。
新京报：在美国，谁来监督狩猎？狩猎费用怎么分配的？
刘国烈：美国渔业和狩猎部门监管全美的狩猎，收入由狩猎部门控制，用于部门的运营，他们也将一些收入用于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
新京报：你提到美国有超过2000万的猎人，他们都是什么人？在哪儿狩猎？
刘国烈：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从10岁到老年人都有。年轻人必须通过狩猎和安全规范的考试，才能获得为期5年的狩猎许可证。在加州，州政府发放了50万份许可证，在得克萨斯州更多。野生动物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在自然中，它们变老后就会死。
在美国，猎人在私有或公有的土地上都可以狩猎。美国的猎人数量是最多的，在世界其他地方，我相信大多数的猎人都不是运动狩猎猎人，而是为了进食动物的肉，如鹿、公猪、野鸭、野鹅等。
猎人在青海都兰国际猎场捕猎到一只白唇鹿。 资料图片
都兰猎场20年浮沉（1）
8月初，两起外国人申请来华狩猎的新闻，让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被公众聚焦。
与国内其他狩猎场一样，这个初步成立于1985年的猎场，曾长期处于“隐秘”状态，直到2006年国家林业局拍卖野生动物狩猎额度。拍卖引来舆论质疑，活动流产，狩猎活动也“暂停”。都兰猎场停滞。
这个猎场因何而生，如何经营，猎场的存在带来了什么？猎杀与动物保护是否冲突？在过去的26年时间里，都兰猎场与自然环境和周边牧民一起，经历了浮沉。
高原的8月，阳光耀眼透亮。青海都兰县，都兰国际狩猎场（下称都兰猎场）的办公区，安静地蛰伏在都兰县林业局旁边。
这是一栋平房，有4间办公室。8月16日，两间办公室的门关着，一间是空的。副场长罗布生坐在财务室中，与两名工作人员闲聊。
如果是2006年之前的这个时候，狩猎即将开始，导猎员们已散布出去，了解猎物行踪和状况。9月一到，世界各地的猎人就会到来。
都兰猎场总面积约1.3万公顷，大约16万只野生动物活动在这块土地上。包括雪豹、白唇鹿、岩羊和盘羊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这里曾被国际猎人称为，“世界一流高原狩猎场”。
不过，都兰猎场已禁猎5年了。
5年中猎场工作停滞。目前整个猎场只有5名工作人员。场长航庆加、副场长罗布生、2个财务人员，1个行政人员。
5年过后，8月5日，两起外国人希望到都兰猎场狩猎的申请，通过了国家林业局的专家评审。
都兰猎场看到了开猎的曙光。
不过，70多家动物保护组织联名对外国人来华狩猎提出质疑。都兰猎场也被推到风口浪尖。
保护动物背景下成立
猎场副场长罗布生说，曾经，猎场与寺庙合作，让寺庙劝说牧民不要杀生
在因这次国际狩猎申请被聚焦之前，都兰猎场并不被公众熟知，虽然它的历史已久远。
1985年，美籍华人刘国烈到都兰县考察了很长时间。他发现都兰野生动物数量丰富，便向国家提出了办狩猎场的建议。
狩猎是国际上通用的较成熟的开发利用野生动物的模式。国家林业局认为，狩猎是对野生动物的一种合理利用，同时带来的资金也能对保护动物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决定在都兰试猎5年。
1985年，都兰国际狩猎场初步成立。在此前后，1984年，中国在黑龙江省的桃山林场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国际狩猎场。1988年甘肃省建立了肃北国际狩猎场，新疆也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了多个国际狩猎场。
试猎过后，1992年，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准在都兰县成立了青海省第一个对外开放国际狩猎场。猎场作为都兰县林业局事业单位，自负盈亏。
都兰猎场副场长罗布生介绍，猎场成立后，一个重要工作是巡山，阻止盗猎及当地人猎杀野生动物的行为。
他说，当地居民一直有狩猎的习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兰的牧民两三家有一把枪，每家每年起码要猎杀20到30只野生动物。直到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禁止随意狩猎。不过那以后“仍有极少数盗猎行为”。
猎场刚成立时，有一次工作人员巡山，遇到几个村民背着猎物出来。五六户人家，杀了几只岩羊和野驴。工作人员把他们交给了森林公安。
罗布生说，巡山时，如果遇到盗矿的，也会阻止。“这些人知道我们是国家部门，也怕。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警告。”
猎场还发动居民参与动物保护。当时每人发了10元钱。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猎场与寺庙合作，让僧侣劝说不要杀生。有一些人主动将枪支交到寺庙。为此，猎场每年给寺庙三四千元。
“服务”中进行猎杀
打什么动物需要提前审批，狩猎中也不能随意选择，导猎员会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
在狩猎活动中，猎场负责服务猎人。一个猎人身边，往往有七八个“服务人员”，包括管枪的导猎员、马夫、林业部门监督人员、旅行社的人等。
其中导猎员至关重要，他们负责管理枪，还要确保子弹不伤及无辜动物。
37岁的蒙古汉子勇军1996年成为都兰猎场的导猎员。他说，导猎员中有九成是蒙古族。
导猎员熟悉动物的活动规律，带着猎人们爬山涉水，寻找目标。
狩猎时，猎枪一路上都会背在勇军肩上，用时才交给猎人。多数时候，勇军追踪的是野羊。他说野羊最受猎人青睐。其中，盘羊因漂亮的犄角备受喜爱。
猎人猎到野羊后，取其犄角作为战利品。勇军带着猎人打到的最大战利品是27英寸的羊角。
在猎场，猎人并不能随意狩猎。打什么动物要提前申请，国家审批。罗布生说，一级动物基本不会通过。例如野牦牛的申请很多，不过至今都兰只打过一只野牦牛，是国家特批一个中东国家的王子。
在狩猎过程中，猎人也不能随意选择动物，导猎员会尽量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是国际惯例。
罗布生说，每一次狩猎活动，都是被严格限制。“最初，国家定下的狩猎数量是每年20多只。申请的猎人众多，放开了一点。平均每年40多只，比例大概是万分之三四。”
对于每种野生动物每年可猎杀的数量怎么确定，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2006年曾向媒体介绍，国家林业局每年都组织科学评估和论证，并根据野生动物自然死亡率和调控野生种群数量的需要来确定。
王伟说，理论数据可达15%，就是每年增长量是100头可消灭掉15头，实际上，每年猎杀数量大约在万分之二点七。
罗布生介绍，最早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将国际猎人带到猎场来。后来，一些旅行社成为中介机构参与进来。中介机构每年带来20至30名国际猎人。
猎人们高兴了，会给导猎员和马夫小费。一般从几十到上百美元不等。勇军说自己最多一次拿了1万美元，是一位美国老妇人给的。他带着她走了6天，捕获7只猎物。
村民收益与“外汇”
租草场、马匹给猎人，给猎人做马工。这样的事，由村长安排轮流
在狩猎活动中，能得到额外收益的，不仅勇军他们，还有附近的村庄。
都兰县巴隆乡哈图村57岁的公阿说，那时候，一有狩猎的消息传出，整个村庄就兴奋起来。
每次村干部接到猎场通知，就开始分配人选。轮流来，不然村民会有意见。“你家的马，我家草坪，他家马工。都分好了。这次我上了，下次就轮到他。”
一般，猎人会租下村民20亩到30亩的草场。冬季能收租金5000元到6000元，夏季2000元到3000元。有时候只租10天，有时候租一两个月。
牧民要做的是不让自己的羊群到那片草地上，并配合猎人狩猎，不惊吓了野生动物。公阿说，“这钱赚得比放羊轻松多了。”
猎人还会租马，100元每天。村民为猎人做马工，也是每天100元。村民布柯巴叶有次给猎人当马工，他记得小费给了200美元。
公阿和布柯巴叶估算，禁猎前，他们村里一个家庭每年额外收入有5000元。
都兰猎场场长航庆加说，那时候老百姓的动物保护积极性很高。
2006年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曾向媒体介绍，都兰国际狩猎场岩羊总数约2万头，每年用于国际狩猎的几十头，狩猎收入约20万-3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补助给牧民，每户增加年收入2000元至3000元。
王伟认为，牧民由此也了解到了野生动物的价值，改变了对野生动物的传统观念，“自觉摒弃了任意猎杀的习俗”，“还主动为野生岩羊预留草场和抵制盗猎”。
每年1到4月和9到10月，是都兰猎场对外开放的季节。每年约接待国际猎人20到40人。
根据统计数据，禁猎前，都兰猎场累计接待美、德、俄等国猎人668余人次。捕猎岩羊、藏原羚等野生动物980只。
都兰猎场20年浮沉（2）
罗布生介绍，猎物的价格从始至今，以美元计算且没有变过，例如岩羊是7500美元。最早的时候美元坚挺，国内物价低，换算下来，猎场获益颇丰。
都兰国际猎场的一份材料称，猎场为县级财政每年创收200万到300万人民币。
来自国家林业局的数据，至2005年底，我国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收入3639万美元。
王伟认为，这与以往老百姓“猎羊吃肉”的原始利用方式相比，“价值增长了数百倍”，从而也能使当地政府和群众更加珍惜野生动物资源。
寒潮过后停滞
县政府拨出190余万元，遣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员。最终，猎场只剩下5人
工资相对高，2000年前月薪3000多元，还有小费———曾经，在都兰猎场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副场长罗布生说，“有点门路的都往猎场挤。”
直到经历了两次寒潮。
第一波寒潮跟本·拉登有关。9·11事件后，中国也加入反恐行列，外国人入境难度加大。猎人大幅减少。
第二波寒潮的到来，让猎场陷入停滞。
2006年8月7日，国家林业局委托黑龙江一家拍卖公司刊登了野生动物狩猎额度拍卖公告。中国国际狩猎从“隐秘”状态中浮现。众多报刊进行了连续报道，“只对外国人开放”等字眼见诸报端。
舆论一边倒，认为猎杀本质是获利，不能起到保护生态平衡作用，甚至认为让外国人猎杀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是“卖国”。
数天后，国家林业局决定暂缓拍卖活动。同时“暂停”的，还有国际狩猎活动。
这年8月底，罗布生进山了几天，他回来，听到了狩猎活动被叫停的消息。
2007年，猎场拿到了前一年狩猎款约30多万元。这是禁猎前最后一笔收益，解决了员工50%的收入。
随后是漫长等待。罗布生说，开始大家认为不会停太久。但“暂停”后再无消息。
到2008年，工作人员开始上访，要求县政府安排出路。
这期间，猎场负责人开始跑国内狩猎项目，希望能打开另一个局面。2008年，国内狩猎公司成立。但国内客人“心急”，罗布生说，国内客人常常要求是今天来，明天打。但审批环节都要8天。“客人等不及，走了”。
他说，国内狩猎公司迄今为止没打过一只野生动物。偶尔工作人员去买些兔子和鸡，放在野外让客人打。
2009年，猎场彻底停滞。航庆加说，县政府拨出190多万元，遣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员。最终，猎场剩下5个人。曾经，“鼎盛”时期，猎场固定工作人员19人。
以往每年十多次巡山，目前每年两三次。猎场目前的运作经费是靠国家下拨的五个人的费用，每年一万多元，罗布生说，“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猎场日常的看护工作，目前主要靠民间600多护林员。
牧民与动物“闹矛盾”
禁猎后，牧民们不能得到额外收入了，他们开始清算野生动物带来的“损失”
在全面保护动物和禁猎背景下，牧民布柯巴叶认为，野生动物目前有些“太多了”。
他称现在牧民牧羊的时间不断延长，草却越来越不够羊吃。
布柯巴叶说，他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家畜在前面，野生动物在后面，错落有致。“几百只野羊跟着，好像自家的。”
航庆加介绍，当地牧民放牧量大，加上野生动物数量不断上涨，草场压力非常大。
到冬季，牧民们会把草场圈起来。防止家畜吃别人家的草，也防止野生动物进草场吃草。公阿也做了个栅栏，圈起5000亩草场。他称实际上栅栏防不住野生动物，“每年冬季草场损失一半”。
野生动物一来，牧民们就敲锣打鼓，放鞭炮，吓走它们。公阿说，“往往从这边赶走了，又从那边进来了。从你家赶到我家，我家又赶到他家。现在县与县之间也在赶。”
赶来赶去，野生动物无处容身。冬季，它们只能下山吃草。而草场都被人类圈地占据。它们赖以生存的荒野，正在消逝。
山谷中，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响，那是开矿的响声。都兰猎场场长航庆加说，在猎场范围里开矿的企业不下200家，在山岩峭壁上生存的岩羊跑到了滩涂上，雪豹也跟过来了，“这对种群的繁衍和发展不利”。
不过，猎场工作人员没有实际管理权力，没有土地使用权。他们无法阻止山谷中隆隆炮声，无法阻止不断延展的高速公路，无法阻止隔断野生动物迁徙的栅栏。
禁猎后，牧民们不能得到额外收入了，他们不断清算着“损失”。布柯巴叶与村民们不断找到猎场、各级林业部门“你们的羊把我的草吃了”。
让管理部门和猎场忧虑的是，禁猎后老百姓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牧民说，“我不能保护它，让它来损害我的利益”。
布柯巴叶说，“最好能杀掉一半”。
陷入“开猎”风波
7名外国狩猎者的申请，让国际狩猎时隔5年后有望重启，同时也让都兰猎场陷入风波中
今年8月，沉寂的都兰猎场陷入了舆论风波中。
根据媒体报道，7名外国狩猎爱好者通过两家国际代理机构提出申请，他们希望今秋到都兰猎场猎捕岩羊9只、藏原羚7只。岩羊和藏原羚都是二级保护动物。
8月5日，国家林业局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召开行政许可专家评审会，专家们通过了这两项申请。这意味着，时隔5年后，国际狩猎可能重启。
一时，外国人来华狩猎被媒体聚焦，争议声再起。
综合媒体报道，国人反对的声音居多。有观点认为猎杀国家保护动物本身是一个悖论。也有观点要求林业部门公开之前的狩猎各环节，做到信息透明。
处于漩涡中的都兰，认为有计划的狩猎行为不会破坏动物保护。
“20年打了不到1000头，只相当于我们这野生动物数量的九牛一毛。”都兰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局长王生全说，这连野生动物每年自然死亡数量都比不上。例如冬天，岩羊患了雪盲症，摔死的都有近百只。
青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蔡平认为，由于资金、人才等各种条件限制，青海省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可以说还没真正开发利用。“我们野生动物资源量很大，就像一个巨大宝库。例如岩羊，就有几十万只。”
他认为，狩猎只是整体开发中的一个分支。中国对野生动物研究太匮乏了。真正开发，要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据介绍，在一些国家，狩猎不仅是动物保护的一种手段，还由此形成了产业链，包括狩猎装备、中介机构、后期动物标本制作等。有资料称，2002年时美国狩猎行业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220亿美元。狩猎服务解决了70万人的就业问题，由此带动的消费市场650多亿美元。
在中国，国际狩猎还处于起步阶段。在都兰猎场，工作人员甚至对手中的调查报告数据还有疑问，“因为缺乏足够资金和人才，调查无法详尽。”
离“结局”不远
副场长罗布生说，“等等看，如果不开猎，希望能做生态旅游”
都兰猎场称，即便是在禁猎前，约从2000年开始，因物价飞涨等因素，猎场已是负债经营。
据都兰猎场工作人员介绍，狩猎成本全部由猎场负担，平均每人次2万元。一只岩羊7500美元，猎场其实亏本，“起码要到1万美元才能接受”。不过定价权不在猎场。
工作人员说，有时候，猎场会在征得猎人同意下，将猎物的肉拿到山下的餐馆卖掉，以补贴费用。
“世界上对国际狩猎进行研究的人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国际狩猎十分有利于保护。因此，对于那些关心野生动物命运的人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赞成狩猎与否，而是应该怎么去管理。”美国蒙大拿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教授哈里斯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最重要的是，狩猎活动的利润是否投入到保护事业中。
哈里斯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一直在中国西部从事研究。他在著作《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中披露，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不公开却一再被告知的分配方案，国际狩猎资金的20%用于国家层面的管理，30%用于省一级，5%到州一级，45%到县里。
根据哈里斯的调查，2004年至2006年间，都兰猎场能拿到的是到达国内资金的26%。“因为有15%到20%的资金在国外就已经被代理机构拿走，到达中国的只有80%到85%。”
他认为这一分配方案存在问题，应该让县级部门拥有更多主动权，更自由地支配狩猎收入，以用于野生动物种群调查、栖息地保护等，从而使狩猎收入能更直接地促进地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这些，对于都兰猎场还不是“当务之急”。
8月初外国人提出的狩猎申请获专家评审通过后，8月13日70家动物保护组织向国家林业局提交了公开信，要求停止推进该项活动。
他们还要求政府公开中国所有狩猎场的运营现状，被猎取的动物种类和数量，狩猎场的利润以及这些利润是如何分配并最终使用的。
据了解，国家林业局将对狩猎申请在近期作出最终批复。
都兰猎场则在静静等待。最近，都兰猎场申请了一个3A级自然景区。副场长罗布生说，“等等看，如果不开猎，希望能做生态旅游。”
8月初，两起外国人申请来华狩猎的新闻，让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被公众聚焦。
与国内其他狩猎场一样，这个初步成立于1985年的猎场，曾长期处于“隐秘”状态，直到2006年国家林业局拍卖野生动物狩猎额度。拍卖引来舆论质疑，活动流产，狩猎活动也“暂停”。都兰猎场停滞。
这个猎场因何而生，如何经营，猎场的存在带来了什么？猎杀与动物保护是否冲突？在过去的26年时间里，都兰猎场与自然环境和周边牧民一起，经历了浮沉。
高原的8月，阳光耀眼透亮。青海都兰县，都兰国际狩猎场（下称都兰猎场）的办公区，安静地蛰伏在都兰县林业局旁边。
这是一栋平房，有4间办公室。8月16日，两间办公室的门关着，一间是空的。副场长罗布生坐在财务室中，与两名工作人员闲聊。
如果是2006年之前的这个时候，狩猎即将开始，导猎员们已散布出去，了解猎物行踪和状况。9月一到，世界各地的猎人就会到来。
都兰猎场总面积约1.3万公顷，大约16万只野生动物活动在这块土地上。包括雪豹、白唇鹿、岩羊和盘羊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这里曾被国际猎人称为，“世界一流高原狩猎场”。
不过，都兰猎场已禁猎5年了。
5年中猎场工作停滞。目前整个猎场只有5名工作人员。场长航庆加、副场长罗布生、2个财务人员，1个行政人员。
5年过后，8月5日，两起外国人希望到都兰猎场狩猎的申请，通过了国家林业局的专家评审。
都兰猎场看到了开猎的曙光。
不过，70多家动物保护组织联名对外国人来华狩猎提出质疑。都兰猎场也被推到风口浪尖。
保护动物背景下成立
猎场副场长罗布生说，曾经，猎场与寺庙合作，让寺庙劝说牧民不要杀生
在因这次国际狩猎申请被聚焦之前，都兰猎场并不被公众熟知，虽然它的历史已久远。
1985年，美籍华人刘国烈到都兰县考察了很长时间。他发现都兰野生动物数量丰富，便向国家提出了办狩猎场的建议。
狩猎是国际上通用的较成熟的开发利用野生动物的模式。国家林业局认为，狩猎是对野生动物的一种合理利用，同时带来的资金也能对保护动物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决定在都兰试猎5年。
1985年，都兰国际狩猎场初步成立。在此前后，1984年，中国在黑龙江省的桃山林场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国际狩猎场。1988年甘肃省建立了肃北国际狩猎场，新疆也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了多个国际狩猎场。
试猎过后，1992年，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准在都兰县成立了青海省第一个对外开放国际狩猎场。猎场作为都兰县林业局事业单位，自负盈亏。
都兰猎场副场长罗布生介绍，猎场成立后，一个重要工作是巡山，阻止盗猎及当地人猎杀野生动物的行为。
他说，当地居民一直有狩猎的习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兰的牧民两三家有一把枪，每家每年起码要猎杀20到30只野生动物。直到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禁止随意狩猎。不过那以后“仍有极少数盗猎行为”。
猎场刚成立时，有一次工作人员巡山，遇到几个村民背着猎物出来。五六户人家，杀了几只岩羊和野驴。工作人员把他们交给了森林公安。
罗布生说，巡山时，如果遇到盗矿的，也会阻止。“这些人知道我们是国家部门，也怕。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警告。”
猎场还发动居民参与动物保护。当时每人发了10元钱。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猎场与寺庙合作，让僧侣劝说不要杀生。有一些人主动将枪支交到寺庙。为此，猎场每年给寺庙三四千元。
“服务”中进行猎杀
打什么动物需要提前审批，狩猎中也不能随意选择，导猎员会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
在狩猎活动中，猎场负责服务猎人。一个猎人身边，往往有七八个“服务人员”，包括管枪的导猎员、马夫、林业部门监督人员、旅行社的人等。
其中导猎员至关重要，他们负责管理枪，还要确保子弹不伤及无辜动物。
37岁的蒙古汉子勇军1996年成为都兰猎场的导猎员。他说，导猎员中有九成是蒙古族。
导猎员熟悉动物的活动规律，带着猎人们爬山涉水，寻找目标。
狩猎时，猎枪一路上都会背在勇军肩上，用时才交给猎人。多数时候，勇军追踪的是野羊。他说野羊最受猎人青睐。其中，盘羊因漂亮的犄角备受喜爱。
猎人猎到野羊后，取其犄角作为战利品。勇军带着猎人打到的最大战利品是27英寸的羊角。
在猎场，猎人并不能随意狩猎。打什么动物要提前申请，国家审批。罗布生说，一级动物基本不会通过。例如野牦牛的申请很多，不过至今都兰只打过一只野牦牛，是国家特批一个中东国家的王子。
在狩猎过程中，猎人也不能随意选择动物，导猎员会尽量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是国际惯例。
罗布生说，每一次狩猎活动，都是被严格限制。“最初，国家定下的狩猎数量是每年20多只。申请的猎人众多，放开了一点。平均每年40多只，比例大概是万分之三四。”
对于每种野生动物每年可猎杀的数量怎么确定，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2006年曾向媒体介绍，国家林业局每年都组织科学评估和论证，并根据野生动物自然死亡率和调控野生种群数量的需要来确定。
王伟说，理论数据可达15%，就是每年增长量是100头可消灭掉15头，实际上，每年猎杀数量大约在万分之二点七。
罗布生介绍，最早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将国际猎人带到猎场来。后来，一些旅行社成为中介机构参与进来。中介机构每年带来20至30名国际猎人。
猎人们高兴了，会给导猎员和马夫小费。一般从几十到上百美元不等。勇军说自己最多一次拿了1万美元，是一位美国老妇人给的。他带着她走了6天，捕获7只猎物。
村民收益与“外汇”
租草场、马匹给猎人，给猎人做马工。这样的事，由村长安排轮流
在狩猎活动中，能得到额外收益的，不仅勇军他们，还有附近的村庄。
都兰县巴隆乡哈图村57岁的公阿说，那时候，一有狩猎的消息传出，整个村庄就兴奋起来。
每次村干部接到猎场通知，就开始分配人选。轮流来，不然村民会有意见。“你家的马，我家草坪，他家马工。都分好了。这次我上了，下次就轮到他。”
一般，猎人会租下村民20亩到30亩的草场。冬季能收租金5000元到6000元，夏季2000元到3000元。有时候只租10天，有时候租一两个月。
牧民要做的是不让自己的羊群到那片草地上，并配合猎人狩猎，不惊吓了野生动物。公阿说，“这钱赚得比放羊轻松多了。”
猎人还会租马，100元每天。村民为猎人做马工，也是每天100元。村民布柯巴叶有次给猎人当马工，他记得小费给了200美元。
公阿和布柯巴叶估算，禁猎前，他们村里一个家庭每年额外收入有5000元。
都兰猎场场长航庆加说，那时候老百姓的动物保护积极性很高。
2006年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曾向媒体介绍，都兰国际狩猎场岩羊总数约2万头，每年用于国际狩猎的几十头，狩猎收入约20万-3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补助给牧民，每户增加年收入2000元至3000元。
王伟认为，牧民由此也了解到了野生动物的价值，改变了对野生动物的传统观念，“自觉摒弃了任意猎杀的习俗”，“还主动为野生岩羊预留草场和抵制盗猎”。
每年1到4月和9到10月，是都兰猎场对外开放的季节。每年约接待国际猎人20到40人。
根据统计数据，禁猎前，都兰猎场累计接待美、德、俄等国猎人668余人次。捕猎岩羊、藏原羚等野生动物980只。
都兰猎场20年浮沉（2）
罗布生介绍，猎物的价格从始至今，以美元计算且没有变过，例如岩羊是7500美元。最早的时候美元坚挺，国内物价低，换算下来，猎场获益颇丰。
都兰国际猎场的一份材料称，猎场为县级财政每年创收200万到300万人民币。
来自国家林业局的数据，至2005年底，我国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收入3639万美元。
王伟认为，这与以往老百姓“猎羊吃肉”的原始利用方式相比，“价值增长了数百倍”，从而也能使当地政府和群众更加珍惜野生动物资源。
寒潮过后停滞
县政府拨出190余万元，遣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员。最终，猎场只剩下5人
工资相对高，2000年前月薪3000多元，还有小费———曾经，在都兰猎场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副场长罗布生说，“有点门路的都往猎场挤。”
直到经历了两次寒潮。
第一波寒潮跟本·拉登有关。9·11事件后，中国也加入反恐行列，外国人入境难度加大。猎人大幅减少。
第二波寒潮的到来，让猎场陷入停滞。
2006年8月7日，国家林业局委托黑龙江一家拍卖公司刊登了野生动物狩猎额度拍卖公告。中国国际狩猎从“隐秘”状态中浮现。众多报刊进行了连续报道，“只对外国人开放”等字眼见诸报端。
舆论一边倒，认为猎杀本质是获利，不能起到保护生态平衡作用，甚至认为让外国人猎杀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是“卖国”。
数天后，国家林业局决定暂缓拍卖活动。同时“暂停”的，还有国际狩猎活动。
这年8月底，罗布生进山了几天，他回来，听到了狩猎活动被叫停的消息。
2007年，猎场拿到了前一年狩猎款约30多万元。这是禁猎前最后一笔收益，解决了员工50%的收入。
随后是漫长等待。罗布生说，开始大家认为不会停太久。但“暂停”后再无消息。
到2008年，工作人员开始上访，要求县政府安排出路。
这期间，猎场负责人开始跑国内狩猎项目，希望能打开另一个局面。2008年，国内狩猎公司成立。但国内客人“心急”，罗布生说，国内客人常常要求是今天来，明天打。但审批环节都要8天。“客人等不及，走了”。
他说，国内狩猎公司迄今为止没打过一只野生动物。偶尔工作人员去买些兔子和鸡，放在野外让客人打。
2009年，猎场彻底停滞。航庆加说，县政府拨出190多万元，遣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员。最终，猎场剩下5个人。曾经，“鼎盛”时期，猎场固定工作人员19人。
以往每年十多次巡山，目前每年两三次。猎场目前的运作经费是靠国家下拨的五个人的费用，每年一万多元，罗布生说，“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猎场日常的看护工作，目前主要靠民间600多护林员。
牧民与动物“闹矛盾”
禁猎后，牧民们不能得到额外收入了，他们开始清算野生动物带来的“损失”
在全面保护动物和禁猎背景下，牧民布柯巴叶认为，野生动物目前有些“太多了”。
他称现在牧民牧羊的时间不断延长，草却越来越不够羊吃。
布柯巴叶说，他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家畜在前面，野生动物在后面，错落有致。“几百只野羊跟着，好像自家的。”
航庆加介绍，当地牧民放牧量大，加上野生动物数量不断上涨，草场压力非常大。
到冬季，牧民们会把草场圈起来。防止家畜吃别人家的草，也防止野生动物进草场吃草。公阿也做了个栅栏，圈起5000亩草场。他称实际上栅栏防不住野生动物，“每年冬季草场损失一半”。
野生动物一来，牧民们就敲锣打鼓，放鞭炮，吓走它们。公阿说，“往往从这边赶走了，又从那边进来了。从你家赶到我家，我家又赶到他家。现在县与县之间也在赶。”
赶来赶去，野生动物无处容身。冬季，它们只能下山吃草。而草场都被人类圈地占据。它们赖以生存的荒野，正在消逝。
山谷中，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响，那是开矿的响声。都兰猎场场长航庆加说，在猎场范围里开矿的企业不下200家，在山岩峭壁上生存的岩羊跑到了滩涂上，雪豹也跟过来了，“这对种群的繁衍和发展不利”。
不过，猎场工作人员没有实际管理权力，没有土地使用权。他们无法阻止山谷中隆隆炮声，无法阻止不断延展的高速公路，无法阻止隔断野生动物迁徙的栅栏。
禁猎后，牧民们不能得到额外收入了，他们不断清算着“损失”。布柯巴叶与村民们不断找到猎场、各级林业部门“你们的羊把我的草吃了”。
让管理部门和猎场忧虑的是，禁猎后老百姓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牧民说，“我不能保护它，让它来损害我的利益”。
布柯巴叶说，“最好能杀掉一半”。
陷入“开猎”风波
7名外国狩猎者的申请，让国际狩猎时隔5年后有望重启，同时也让都兰猎场陷入风波中
今年8月，沉寂的都兰猎场陷入了舆论风波中。
根据媒体报道，7名外国狩猎爱好者通过两家国际代理机构提出申请，他们希望今秋到都兰猎场猎捕岩羊9只、藏原羚7只。岩羊和藏原羚都是二级保护动物。
8月5日，国家林业局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召开行政许可专家评审会，专家们通过了这两项申请。这意味着，时隔5年后，国际狩猎可能重启。
一时，外国人来华狩猎被媒体聚焦，争议声再起。
综合媒体报道，国人反对的声音居多。有观点认为猎杀国家保护动物本身是一个悖论。也有观点要求林业部门公开之前的狩猎各环节，做到信息透明。
处于漩涡中的都兰，认为有计划的狩猎行为不会破坏动物保护。
“20年打了不到1000头，只相当于我们这野生动物数量的九牛一毛。”都兰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局长王生全说，这连野生动物每年自然死亡数量都比不上。例如冬天，岩羊患了雪盲症，摔死的都有近百只。
青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蔡平认为，由于资金、人才等各种条件限制，青海省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可以说还没真正开发利用。“我们野生动物资源量很大，就像一个巨大宝库。例如岩羊，就有几十万只。”
他认为，狩猎只是整体开发中的一个分支。中国对野生动物研究太匮乏了。真正开发，要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据介绍，在一些国家，狩猎不仅是动物保护的一种手段，还由此形成了产业链，包括狩猎装备、中介机构、后期动物标本制作等。有资料称，2002年时美国狩猎行业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220亿美元。狩猎服务解决了70万人的就业问题，由此带动的消费市场650多亿美元。
在中国，国际狩猎还处于起步阶段。在都兰猎场，工作人员甚至对手中的调查报告数据还有疑问，“因为缺乏足够资金和人才，调查无法详尽。”
离“结局”不远
副场长罗布生说，“等等看，如果不开猎，希望能做生态旅游”
都兰猎场称，即便是在禁猎前，约从2000年开始，因物价飞涨等因素，猎场已是负债经营。
据都兰猎场工作人员介绍，狩猎成本全部由猎场负担，平均每人次2万元。一只岩羊7500美元，猎场其实亏本，“起码要到1万美元才能接受”。不过定价权不在猎场。
工作人员说，有时候，猎场会在征得猎人同意下，将猎物的肉拿到山下的餐馆卖掉，以补贴费用。
“世界上对国际狩猎进行研究的人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国际狩猎十分有利于保护。因此，对于那些关心野生动物命运的人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赞成狩猎与否，而是应该怎么去管理。”美国蒙大拿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教授哈里斯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最重要的是，狩猎活动的利润是否投入到保护事业中。
哈里斯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一直在中国西部从事研究。他在著作《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中披露，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不公开却一再被告知的分配方案，国际狩猎资金的20%用于国家层面的管理，30%用于省一级，5%到州一级，45%到县里。
根据哈里斯的调查，2004年至2006年间，都兰猎场能拿到的是到达国内资金的26%。“因为有15%到20%的资金在国外就已经被代理机构拿走，到达中国的只有80%到85%。”
他认为这一分配方案存在问题，应该让县级部门拥有更多主动权，更自由地支配狩猎收入，以用于野生动物种群调查、栖息地保护等，从而使狩猎收入能更直接地促进地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这些，对于都兰猎场还不是“当务之急”。
8月初外国人提出的狩猎申请获专家评审通过后，8月13日70家动物保护组织向国家林业局提交了公开信，要求停止推进该项活动。
他们还要求政府公开中国所有狩猎场的运营现状，被猎取的动物种类和数量，狩猎场的利润以及这些利润是如何分配并最终使用的。
据了解，国家林业局将对狩猎申请在近期作出最终批复。
都兰猎场则在静静等待。最近，都兰猎场申请了一个3A级自然景区。副场长罗布生说，“等等看，如果不开猎，希望能做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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