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产学研之路
6月14日，清华大学—搜狐搜索技术联合实验室推出世界上首款汉字“云输入法”。业内人士称，搜狐在汉字输入法上率先实现了从“输字”向“输句”的根本性转变。搜狐在搜索引擎技术上至少可以保持一年以上的国内领先，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发水平跻身于国际一流水准。
“如果没有联合实验室有效运作和中关村开放实验室的支持，搜狐在浏览器和搜索引擎等领域的创新能力不可能如此神速地提升。”搜狐副总裁、联合实验室管委会主任王小川认为，在探索产学研结合的路径选择中，来自政府的支持起到了对探索者信心的稳定作用。
4年前，在王小川等搜狐的清华学子力促下，清华与搜狐建立了国内第一家高校与企业的联合实验室。这是一个在制度设计上兼顾了双方发展需求的新生事物。“我们不仅建立了联合实验室管委会的顶层设计，以期保证责、权、利分配的科学合理性，而且以各自明确的研发成果考量双方业绩。”王小川将此运作模式称为“双内循环机制”。“产学研合作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一套可以实现‘帕雷多最优’的制度设计。”作为国内搜索技术最优秀的企业之一，搜狐在产学研合作中可谓经验丰富。
联合实验室运营一年后，即得到了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工程的确认和专项支持，用以促进双方产学研长期合作。而在此后的3年中，中关村开放实验室以“后补贴”的形式，累计支持联合实验室上百万元。王小川解释，这种“后补贴”是指企业委托实验室进行的委托研发等技术攻关类项目，补贴经费的受益方在企业。每逢联合实验室获得技术攻关成果后，即可凭委托合同获得中关村开放实验室的经费补贴。
“这种‘后补贴’体现了政府对于联合实验室的持续关注，虽然联合实验室有明确的指标考核和运行经费，但是政府的参与和经费支持，体现了对我们这一产学研模式的认同和鼓励，使我们增强了合作的信心。”对于王小川的观点，众多参与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工程的企业和国家实验室的负责人表示认同。2010年，搜狐依据合同，继续向联合实验室投入经费1000万元。此后，腾讯亦以类似的合作方式，投资1500万元，用于与清华建立联合实验室的运营经费。
促进产学研结合，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各界多年的夙愿。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来，缩短理想与现实距离的努力收效有限。
这种现实也情有可原。多年来，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主体所管理的丰富科技资源不能满足企业自主创新各个环节的需要，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原有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迟迟得不到突破。比如，高校和院所总体上没有明确的开放要求和考核机制；受原有财务体制的约束，科技人员提供资源共享服务的激励不足；高校院所受人员编制所限，普遍缺乏科技资源市场化、专业化经营的机构和人才队伍等问题。因此，要实现产学研结合，必然要触及管理体制、分配机制的“高压线”，积重难返，焉有轻而易举的道理。
看起来合乎逻辑。2006年，中关村管委会发力，启动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工程，以期通过政府引导，在科技资源管理部门授权下，搭建企业与国家实验室之间的合作平台，实现国家实验室——蕴藏科技资源的核心细胞与企业的有机融合。
5年来，业绩斐然且意义深远。不仅激活了109个国家实验室、资产达近70亿元的科研设备、超过1000人的教授专家与企业的高效合作，共同研发了一批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更走出了一条“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科技资源合理配置的产学研发展之路。
在产学研的发展逐渐进入资源所有权和分配制度的深水区时，在早就存在的企业与科研机构自由恋爱的个人行为之外，如何搭建一个科学、合理、高效、开放的公共平台，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观察点。
关键词：市场应用 资源共享
中关村科技资源密集度之高，令全球瞩目。每每提及中关村的话题，有一组数据被频繁引用：在不到2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积聚着上百家国内一流高校和200余家国家级科研机构。同时还有近2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之毗邻。
然而这些优质资源却在推动中关村创新发展中作用有限。而在此间，国家和地方给予在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投入却在逐年上升。投入增加，交易疲软的现状，折射出北京地区科技投入产出效率难尽人意的事实。
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关村管委会的高度重视。素有“试验田”美誉的中关村，决定再做一次新的尝试，启动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工程。在开放实验室的实施办法中，说明了这一探索的目的：通过实施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工程，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中介组织和政府部门的作用，努力实现科技资源整合、开放、共享，将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建设成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首都创新体系的重要节点。
值得关注的是，开放实验室将作用点选在了“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转制院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实验室建立的，以市场应用为导向，以服务企业为目标，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实现开放、资源共享的实验室”。这意味着入选的实验室其充分必要条件是市场应用和资源共享。
标准明确、企业推荐、第三方考核，是开放实验室的又一个特征。中关村管委会选择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作为这一工程的实施机构，刻意避免首长印象的干扰。既然开放实验室的目的是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资源服务，那么最有资格对实验室作出客观评价的自然是企业。这一原则的确定，从机制上保证了入选的实验室均是具有一定市场化服务意识和能力的研究机构。
而最关键的在于开放实验室的作用点在实验室和企业之间，这就明确了科技资源的所有权性质不会因此改变。政府仅需通过“后补贴”等非市场方式，调节国家实验室和企业在合作中因所有制不同而形成的观念差异带来的行为不协调。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制度设计。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评价说，开放实验室的制度设计体现了政府的“正面引导和有效激励作用”。这位学者分析称，与以往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不同的是，在开放实验室的合作平台上，政府通过其有效的服务和有限的资金调节，使科研机构和企业不仅得到了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上充分融合的机会，而且使各方的诉求得到了合理的满足，从而使合作各方产生持续合作的自主动力。
“死亡谷”上架起一座桥
“开放实验室对于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在推动一种有利于产学研良性持久发展的文化基础。”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朱希铎认为，政府搭建了开放实验室的平台，并制定了比较严格规范的游戏规则和鼓励机制。在这个平台上，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交流自然就频繁且深入，合作者之间的理念也会有碰撞和融合，逐渐形成基于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产学研文化。作为开放实验室最早的参与者，朱希铎很看重这种文化的形成，将其评价为开放实验室最宝贵的收获。“它使产学研各方为推动科技资源的最有效转化而自觉贡献。”这一判断一再被科学家和企业家承认，大家用自己的体会为这一论点提供论据。
伟嘉集团是一家从事农业生物科技研发和生产的企业。2008年，伟嘉集团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蛋白质与多肽药物实验室合作，共同研发用于动物的长效缓释干扰素等3项技术。谈起合作的经历，集团公司总裁廖峰认为，国家实验室与企业的诉求不尽相同，前者追求的是国家乃至国际一流的成绩，“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这种思维导向下，研发的成本和产业化、市场化推广就不那么重视了；而企业则要考虑投入产出效应。彼此的观念差异“像两座山峰，中间地段如果没有很好的衔接，将导致合作早殇”。廖峰将中间地段称作“死亡谷”，认为大多数产学研早殇的深刻原因，就在于死亡谷没有好的理念支撑。“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理念的融合……在合作的早期，我们时常有谈不下去的感觉。”
廖峰认为，中关村开放实验室的支持，“犹如在‘死亡谷’上架设一座桥梁……这种支持，让我们感到来自政府的肯定，于是有了一种责任感，认定合作必须坚持。我们开始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讨论。我们探讨的内容逐渐穿越合作本身，从科学与技术的不同使命，探究彼此的差异，并决定通过双方的努力减少差异。思想统一了，合作自然也就和谐了。这种观念已经牢牢地固化在彼此的脑海中”。
如今，廖峰每逢有了新思考，总愿意邀请药物实验室的主任梁斌“来坐坐”，“即使‘没有实质性突破’，我们在交流中也有启发。”“已经将药物实验室作为集团研发中心的外延部分，我们的交流从技术合作到人才培养、企业研发战略制定，多了去了。”廖峰说。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工程逐渐培养的产学研文化，使越来越多体质不同的科研机构与示范区内的企业建立了基于技术合作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总后技术装备研究所副所长孙喜文认为，参加中关村开放实验室行动，使视野开阔了，合作领域拓展了，更主要的是，在与科技企业的合作中，学到了许多科技管理的知识和思维，这些对于今后又好又快发展尤为重要。而与之合作的有容吉纤企业总经理邱阳则认为，创新需要奉献，在与军队的合作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他们以报效祖国为己任的价值观。
从企业委托测试到联合开发、共建实验室，在开放实验室搭建的平台上，文化的共识，推动了产学研合作形式逐渐“升华”。据统计，5年来，“挂牌”的开放实验室累计为12539家次企业提供包括检测、技术攻关、试验指导与合作研发等在内的28289项服务；承担国家、北京市技术创新和产业化项目1859项，其中国家项目94项；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成果转移项目276项；与企业共建联合研发机构77个，为示范区企业提供人力培养共1103人，受聘到企业共159人。
文化的彼此融合跨越了所有制不同形成的观念差异，使我们终于有了摆脱科技创新中“两张皮”的新路径。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创举。中关村开放实验室5岁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逐渐积累和丰富的“新产学研”文化土壤里，他会顺利地成长，15岁，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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