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铺路石”成就今天中关村

 

当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李勤走到一排座位前，4位长者同时站了起来，他们亲切地握手、交谈，会场里本已火热的氛围再度升温。

这是2011年12月22日，记者在《铺路石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回忆录》新书发布会上看到的一个场景。李勤和另外4位长者，是当初联想创业的班底；四通董事长段永基专程从香港赶回北京，四通的5位元老也齐聚在这里；原京海总裁王洪德退掉了去往新加坡的机票，发布会前一天从深圳赶赴北京……

这样的故事，在这一天还有很多很多。发布会前的老友聚会，将我们带回了“两通两海”、“四方联”的时代，耳畔响起那时开明领导常说的一句话“你们办，办了我负责”。

尽管白发苍苍，但回忆创业的时代，深感中关村往事并不如烟。

1988年，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成立，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前身，试验区在试验的10年面临更多障碍，更多艰辛，更多甘苦与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真正写照。

“信通走私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关村震动很大，“两通两海”之信通也因此逐渐成为历史。

《铺路石》一书首次披露了信通案的细节。涉嫌走私或行走在走私边缘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关村是公开的秘密。

“与联想和其他公司不同的是，信通公司不是买批件，不是从别人手里买走私货，不是走在政策与法律的边缘，而是直接与法律冲撞，采取"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手段走私个人计算机、打印机、B超机等。”试验区办公室第一任主任胡昭广认为，“走私是事实，但事情的本质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碰撞。”1992年1月10日，在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的亲自主持下，会议决定“在试验区进行检查的行政执法部门，先从企业中撤出来”，这样的一道“围堰”，避免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一系列企业的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关村心头的痛。从试验区领导到创业者和企业家，都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企业内部政变、主管单位施压、人才流失……每个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遇到问题。然而，转轨过程中各种利益纠结在一起，很多难题遗留至今。

《铺路石》一书用很长的一章来描述当初试验区对于企业股份制改革所作的尝试：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革的是信通、第一家经批准发行股票的是海威公司、四通的股份制1989年改革夭折、改革最成功的是联想……

1988年陆宇澄刚当选副市长，看到一份报告，海淀区要建立像硅谷一样的开发区。看完后，陆宇澄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名称中加了“试验”二字，“历史证明我这两个字非常英明”。就是这两个字，赋予了当时的中关村试验和创新的权利。

新书发布会当天，陆宇澄参加完北京市里的重要会议后匆匆赶赴现场，他激情风趣的语言洋溢着对中关村的深厚感情。“中关村的发展体现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重要突破。”

同时，他提醒中关村永远不能忘记一个名字李绪鄂。作为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他提出“三化”：科技成果商品化、科技商品产业化、科技产业国际化。“多有远见啊，这是实践中颠扑不破的真理！”陆宇澄话音刚落，全场掌声响起。今天的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也是李绪鄂确定选址的。

1983年，贾春旺任海淀区委书记，他提出海淀区有很多观念和理念要转变，要利用海淀智力资源。在他的支持下，华夏研究所成立，京海、科海、四通成立，沿着这个思路走出了“电子一条街”。

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对中关村京海、科海等四公司的清查以及1989年对四通的清查，都是在其领导下解决的。至今提起李锡铭对于京海的帮助，王洪德都热泪盈眶。

还有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曾任海淀区委书记的张福森……他们都是中关村今日辉煌的伟大奠基者，中关村不能忘记的名字。

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曾提出“围堰效应”，“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汪洋中，有几个孤岛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运作，试验区、电子一条街就是这样的孤岛。”

胡昭广说：“我们一直想做，但是做得不够。”他称试验区办公室是个“漏水的堤坝”。

但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们，却对那个时代领导们的所做所为感怀终生。段永基说：“当年，管委会与企业的关系实实在在，患难与共。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对民营企业否定，对中关村嗤之以鼻，但海淀区和试验区办公室的领导，身为党中央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保护计划经济体制中刚刚露头的幼苗。如果没有昨天的"铺路石"，就没有中关村今天的辉煌。”

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试验区，从试验区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再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走过30年历程的中关村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10年是“电子一条街”的形成，是萌动和突破的阶段；第二个10年是试验区的建立，是创新和发展的阶段；第三个10年中关村科技园区获得批复，是提高和飞跃的阶段；2009年国务院批复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进入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引擎阶段。

2010年，中关村技工贸总收入15900亿元，2011年，19000亿元，这组数字摆在这里，就不需笔墨再描述中关村的成绩、意义和重要性。

最初创业时的老企业家、老领导，对于今日中关村的发展仍然情深意切，时刻关注，并提出殷切希望。

“中关村改革发展的30年，无论名称怎么改，有个乳名叫"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第一个学名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历史不能割断。”司法部原部长、海淀区原区委书记张福森说，“中关村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中起了领军作用，以后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政府到底应该怎么管，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讨论得少。政府如何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创新、科技企业和产业？我认为，政府要解决理念问题、创新体制问题、制度和机制问题，要创造环境，尤其是法制环境。”

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说：“中国从大国到强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离不开创新，中关村要做示范。当初建立试验区时候的目标是超过硅谷，现在看来，在数量上实现了，但是质量上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