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1日，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创业孵化器中，一互联网青年创业者累了，在咖啡厅沙发上睡觉休息。黑板上写着：“创业与梦想之雷军来了。”
创业焦虑和上市浪潮，资本神话和财富幻灭，勾魂摄魄，激荡着创业圈内乃至圈外，像穹顶一样笼罩着中国社会。在一个名叫车库的创业咖啡厅，一位产品开发工程 师已经两周没有联系上他的老板，但他仍在夜以继日地开发一款未完成的APP，直到有一天，这家咖啡厅服务员告诉这位产品工程师，他的老板已经对外宣布创业 失败并到新公司报道上班，他才停下手头的工作。
处在2015年中国创业潮水漩涡中央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有很多秘密不为人知。在这条正常成年男子从街头走到街尾，只需200余步的大街上，拥挤着野心勃勃 的淘金客、随时准备投机的投资人、伺机而动的掮客，他们中大多数人神情亢奋，目标明确，行动迅速。例外是一位人称“二哥”的流浪者，身为原住民的他会在每 天上午9点时准时出现在这条街上，然后开始对周围的淘金客絮叨地讲述他在街上的往昔生活，但极少有人驻足聆听他究竟在说什么。相比过去的历史，来到这的淘 金客们更关心未来。
如果说勃兴在20世纪末的第一次中国互联网革命给中国互联网诞生地知春路留下了许多知名互联网公司的总部大厦，那么从2014年开始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则彻 底将此前作为中国最大图书批发市场之一的海淀图书城从地图上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当下时代潮水更相符、更响亮、也更时髦的名字——中关村创业大街。这 条街上拥挤进更多、更小、更创新、更具盈利能力的创业公司。
竖立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南门西侧的高23米、宽7米的电子液晶屏在提醒人们钱流滚滚而来。
整个2014年，大约有200个团队在这条街上拿到接近10亿人民币的投资。如果按照投资人占股20%的惯例，仅2014年一年在创业大街上新成立的科技 公司估值就达到50亿人民币。每天最直接提醒人们钱流滚滚而来的东西是一块竖立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南门西侧的高23米、宽7米的电子液晶屏，这块大屏幕从每 天上午7点开始，每隔20分钟就播放一轮创业大街上知名创业家和新创业公司的融资情况，直至晚上8点，这块大屏幕一共播放了300位创富成功的创业者和 202家融资成功的创业公司。
随着金钱汹涌而至的是人心。四面八方，甚至是漂洋过海来的淘金者涌入这条大街。现在这条大街上已经涌入了大约4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漂洋过海来的淘金者有60多个。
创业大街上并不缺乏对创业知识的宣讲和对理想主义的歌颂。从2014年6月开始到2014年年底，这条街共举办430多次创业宣讲，有40000多名创业 者聆听过这些足以让人血脉贲张的演讲。在2014年年末，一位做建筑材料生意的老板只用了3分钟就匆忙与房东敲定了租房合同，他租下了一处位于创业大街昊 海楼第9层、大约780平方米的办公区。这里原本是一个旧书批发市场，他准备将其改造成连接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创业咖啡厅。他并不满意这个位置，因为这栋楼 的电梯只能直抵8楼，但他又无可奈何，因为创业者即将凶猛而来，这条大街很快将被淹没得无落脚之处。2015年3月第一个周末的白天，他鞭策着手下的建筑 工人加快装修速度，以便尽快开门迎客，这位早年依靠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发家的建材老板不希望在新一轮钱流中落后哪怕一分钟。
在《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笔下，1980年代的中关村在政治高压线上艰难求生。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奉行商业主义的当下中国，官员们讨论创新被认为 是一件先进、时髦的事情。在今年全国人大上，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最高制定者李克强在1个小时40分钟的政府工作报告中，38次提及“创新”这个词。官员们 之所以热衷讨论创新这个话题，是因为旧有的经济秩序已经溃败，如果想要未来更好，就一定要找到行得通的方法。已经有证据显示，互联网新经济是唯一可以前进 的道路。
在过去的2014年，负责这条街开发的海置科创公司政府事务部经理马贵宾每周需要接待大约10拨前来考察的官员。距离北京100公里外的天津市，每一个区 的政府官员都来过这条街考察，有时候甚至是不用任何人接待，自己偷偷来瞧上一眼。官员们开始眼红这条钱流不断的创业大街。
创业大街上四处遍布着帮助创业者进行互联网创业的人和机构——创业孵化器、创投平台、创业媒体、政府设立的创业服务大厅。某种程度上，只要你想在这里创立 互联网公司，你能在一天内搞定所有事情。这条大街上所有的元素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街边一家占地只有10平方米的肉夹馍公司的广告语印着：“吃某某牌肉夹 馍，爱罗永浩胜过乔布斯。”这家公司的老板曾对外宣称，自己以互联网产品迭代的速度更新菜品，用大数据来统计消费者的口味习惯。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条街上那些迅速膨胀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一家名叫“李先生”快餐店的一位女服务员最近闷闷不乐，因为她要失业了，这条街的物业公司要求 她的老板尽快搬离创业大街，以便留给更具想象力和价值的创业公司。在这条街上，传统不一定是一个好词，它被部分创新者认为是腐朽和格格不入的象征。
某种意义上，创业大街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每天都在上演成功和失败、兴起和衰亡、暴富和骤贫的故事。在一个名叫车库的创业咖啡厅，一位产品开发工程师已经 两周没有联系上他的老板，但他仍在夜以继日地开发一款未完成的APP，直到有一天，这家咖啡厅服务员告诉这位产品工程师，他的老板已经对外宣布创业失败并 到新公司报道上班，他才停下手头的工作。
创业犹如买彩票，成功可能需要的不仅是努力，还需要一些运气。一位无人知道真实姓名、绰号叫“小画家”的年轻人在参加了一个名叫“百万屌丝”的大赛后，意 外收获了第一名和100万奖金。此后比特币热潮来临，他敏感意识到这股虚拟货币热潮与当年自己在云南遇到的兰花热没有本质区别，并把之前自己在云南炒兰花 的经验用到了这场虚拟货币的炒作中。几天后，他预先到手的30万奖金翻了5倍。他的故事被收录进一家咖啡厅出版的创业秘笈中。
一夜暴富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带着淘金梦破碎后的失望和沮丧离开创业大街。一位从深圳来创业大街创业的中年男人只因为在前一晚看了一部主题是家庭团 聚的电视剧，大哭了一场后决心放弃创业，重新回归过去那种乏味但平稳的家庭生活。在车库咖啡厅的某处角落，一位因为缴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来的创业者告诉他 的伙伴，“别担心我，北京的露天已经不冷了。”
创业大街上消息最灵通的人要数街上大大小小咖啡厅里的服务员，这里的服务员大多数是投资人的耳目或者创业活动召集人，他们不断地在创业者中间来回游走寻找 机会与创业者们搭讪，并借此发现其中的商机。在车库咖啡里，一位名叫明珠的女服务员以勤奋和热情不断结交创业者，最终不仅自己在苏州开了一家创业孵化器， 最近还要加盟一家前景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另一位咖啡厅服务员尹瑞泽最近帮助一位创业者联系上了天使投资，一跃成为一家创业公司的合伙人。
金钱流动的后面往往跟着人心的流动。当金钱汹涌而至，人心也就随之奔向某个领域；金钱溃败逃散后，人心立即背离。在创业大街上，人们以生物进化的逻辑看待 死亡。车库咖啡厅里的一个创业团队宣布解散，另一支和他们朝夕相处、比邻而坐的创业团队迅速招聘了这个解散团队的成员，尽管当时这个创业团队的创始人还未 走出这个咖啡厅。
创业者刘辉说：“创业大街上的咖啡厅生态就像亚马逊雨林，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就像一头水牛死了倒在河里，迅速被周边的族群分食，死得越快，意味着演进越快。”
凌志军曾做过一个统计，在1990年代，中关村的公司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
刘辉观察，创业大街上生死更替的速度从2014年下半年起开始变得越来越快。“2013年，你很容易找到一个月前你在咖啡厅里遇到的创业团队，现在你很难找到一周前在这里工作的人。”
如此高的死亡率让创业者开辟新事业的行为看上去更像一场巴丹死亡行军，危险而又孤独。创业者们彼此抱团合作也成为大街上创业获得成功的秘密。如果你在创业 大街外的星巴克被陌生人搭讪，你一定将其视作是一种冒犯，但在创业大街上，兼具创业焦虑和孤独的创业者不会轻易拒绝来自外界的帮助。
创业者徐敬程认为，共同创业的气氛能够让创业者时刻处于既竞争又互相学习的状态。90后的他就经常去找坐在他身后的创业团队“童子军户外网”创始人冯钰和 鲍禹卿帮忙，他们都比徐敬程大10岁，冯钰此前在千夜旅游网做CEO，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而作为电脑安全产品“影子系统”创始人的鲍禹卿则有丰富的软 件设计经验。
徐敬程说，他能给冯钰和鲍禹卿带来更年轻的想法，更年轻的朋友圈，帮助他们找到靠谱的实习生，甚至帮助他们安排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园活动；而鲍禹卿认为，自己能给徐敬程提供更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帮助他们更沉稳地创业。
创业大街的口号是，创业梦想人人平等。但在平等的梦想下却隐藏着现实世界的森严等级。在这里，大多数普通、尚未崭露头角的创业者的事业起点，，通常是从创业大街上大大小小的创业咖啡厅开始的。
这些咖啡厅通常24小时通宵营业，并不强制要求客人消费，大多数创业者来到这里，可能会点上一杯2美元的咖啡，也可能什么都不点，就开始享用一整天免费办公位、电源和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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