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在北京，有一个中关村，因领先全国的科技和创新能力而闻名中外；
在贵州省桐梓县茅石镇，也有一个中关村，却因为农业产业单一、缺乏新业态，发展之路一度走进“死胡同”。
直到一场“内置金融”的试验在这个小山村里展开，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春雨洗礼后的中关村，绿树、青草、野花相映成趣，一幢幢青瓦白墙的小院错落有致；穿村而过的清澈小河旁，一排插在岸堤上的红色旗子迎风飘扬。茅石镇副镇长饶岚说，每一面红旗的位置都代表着村里即将动工的乡村旅游项目。
饶岚：它的设计建设是分段式的，一期首先进行的是民宿的打造，二期第一步是做栈道的设计规划建设，然后下一步才是根据不同的需求做房屋的建设。
烤烟曾经一直是中关村的支柱产业，最多的时候全村栽种了3000亩。由于烟叶市场开始饱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没能带给村民期望的收益，现在全村烤烟种植面积萎缩到了900亩。村民徐儒辉一直以种植烤烟为生，一次又一次的惨淡收成，让徐儒辉渴望着改变。
徐儒辉：种黄烟太累了，种得多的简直白天昼夜都分不清，不使劲干就干不完，反正纯粹凭劳力去拼，太累了，我想做点其他的。
单一的产业结构，让中关村的发展进入“死胡同”，渴望改变的不止徐儒辉，看不到发展希望的年轻人50%选择了外出务工，村子几近“空心”。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说，这是中关村和全国大部分“空壳村”普遍存在的问题。
李昌平：我归结农村问题是三个问题：第一农民高度分散，组织无效；第二小农经济模式，不能维持家庭的再生产，所以大量的资源闲置；第三农民的财产权不能实现。
凋敝的村庄，如何改变？散落的资源，能否化零为整？2015年9月8日，贵州省首家内置金融合作社——富民经济发展专业合作社在中关村挂牌成 立，合作社的发展资金来自村里12位乡贤社员每人2万元股金，30名年老社员每人2千元入社资金，以及政府的30万元扶助资本金。
38岁的付成松是村里的养猪大户，每年收入十几万元。合作社成立之初，他毫不犹豫地以乡贤的身份入股了2万元，支持村里的发展。
付成松：两万块钱存在银行的利息，可能三年也就只有几百块钱，但养个10头猪，产生的利益可能是一万块钱以上。
中关村村支书、富民经济发展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明彪说，这种“内置金融”试验，看重的就是农村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力和信用资本。
李明彪：信用社的利率是8厘7，我们这就是7厘。像这周边一转都是一个姓，绝大多数都姓徐，整一个村三四百家人，都相互在走动的，生产生活都在本区域范围内。发放贷款的时候对这个人的偿还能力、信用度做了评估，符合的才贷。
合作社的成立让中关村的村民迎来了致富的机遇。因为距离重庆仅有180多公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几度的中关村吸引了一些重庆人前来避暑。一 直盯着避暑游商机的徐儒辉此前就想把自家的房屋改建成乡村旅馆，却苦于没有资金，直到他和内置金融合作社签订了入股合营的协议后，开乡村旅馆的梦想变成了 现实。
2015年11月，徐儒辉的乡村旅馆开始动工建设，从北京请的设计师负责装修设计。如今，一栋三层小楼的乡村旅馆已经成型，外墙由一根根细长木条装饰，20多间客房的装修也充满田园气息。
徐儒辉：我们定的合同是20年，如果说没合作社，那么我们的房子也许十年都装修不起，所以尽早的装修起了，有人来住，我的收入就会来得快。
入股合营正是合作社房屋土地收储功能的体现。茅石镇党委书记傅宝军说，合作社将农户的房屋、土地等作为存款收储入社，统一打造经营，让农村的闲散资源得到了利用。
傅宝军：每家每户与内置金融合作社和他们签订了合同，有一个第三方平台在评估，通过内置金融的平台，把农村很零散的资源组织起来，资源的集体化就会进入内置金融合作社。
资金互助、房屋土地收储、孝敬老人，合作社的几大功能让不少村民共享了发展的红利。虽然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茅石镇党委书记傅宝军相信，通过这样的模式，可以实现新农村建设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推动中关村从传统的烟区向景区蜕变。
傅宝军：在这个点的打造上我们没有搞一刀切，把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回归给农民，在农村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把中关建成公园，家家都成为宾馆，月月都数钞票，最终他们当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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