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公开今年将有新的进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表示，今年，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行政经费将一并公开。按照程序，这些内容将在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进行公布。同时，行政事业性收费信息也将公开。（《新京报》5月30日）
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即将公开，从社会的强烈呼吁到成为现实，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行政进步。这种进步自然会引来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点评，对于公众的这种“围观”，政府有关部门无需紧张、逃避，而应该创造条件尽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如果仅仅满足于“公开数字”，此举也就失去了意义。
要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进而能履行监督权，笔者认为“三公”公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确保公众的监督权。行政信息公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举措，政府单方面的信息公开如果只是一张报表或者一堆数字，其实毫无意义。信息公开能不能保证真实性、准确性和执行力，不能取决于权力机构自身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进行自我裁判，而应该引入公共监督。而由此，监督与被监督的过程其实也正是一个推动信息公开不断前进的过程，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下，“三公”公开才会落实到实处，而不会成为一纸空文。
其次要有完善到位的制度配套。经过了长期的制度酝酿和改革试点，“三公”经费公开已经不缺论证。法理上的支持相当充分，无论是已经颁布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是国务院法制办去年年底公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都对此提出了具体规范性要求，但“三公”经费公开的脚步还是步履维艰，尤其是在地方。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缺乏操“作性更强、更结合地方实际的配套细则。什么可以公开、什么不能公开、什么又必须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公开流程如何确保规范运作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难以长效施行。
因此，“三公”公开既是“数字公开”，亦是行政信息的公开，还是权力伦理走向规范的过程，需要相应的管理和制度细节跟进，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考验政府的智慧和勇气，却不宜考验公众“围观”数字报表的头脑和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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