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规范车补标准,然后强力推行公车货币化改革,以遏制车补标准自说自话、没边没谱的公车改革乱象
今年4月,浙江温州市推行公车货币化改革,车改后的车补标准,从正处级干部到普通科员按职务层级划分为7个补贴档次,每人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最低补贴300元。正处级干部每月3100元的车补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是最高的,相当于温州市区最低工资标准的3倍,因而引发舆论质疑。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此表示“匪夷所思”,并撰文质问“这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7月2日《新京报》)
公车改革阻力重重,却不能不改,总不能任由每年几千亿元的公车消费长期继续下去。从目前情况看,公车货币化改革,不失为一种可行办法,不少地方都在推行或曾经推行。这其中,车补标准是社会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人们判断公车改革诚意几何、是否正当的最重要标尺。一些地方较高的车补标准因而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指为变相“权力自肥”。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更多地方则选择不做“出头鸟”,干脆不改,省得麻烦。
以三个地方的车补标准为例: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曾搞过车改,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享受8万元车补,平均每月6000多元,这种具有明显“权力自肥”性质的伪改革,后因遭到舆论强烈批评而被叫停。杭州市的公车货币化改革,最高车补标准是市局(副厅)级干部每月2600元,据杭州市发改委介绍,这个车补标准是经过认真测算得出的,“正常情况下完全够用”。温州市的车改,车补标准如前所述,每月最高3100元,最低300元。
姑且不论辽阳市弓长岭区的伪车改,对比杭州和温州的车补标准,问题也相当明显: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相差不大,杭州市的城区面积、辖区面积较大,公务出行成本较高,按说车补标准应该高于温州,可是,温州正处级干部每月车补,却比杭州副厅级干部还多出500元,如果杭州的车补“正常情况下完全够用”,那么温州的车补就会有多余,多余的车补就是一种变相福利。尽管温州的车改同样会节省财政资金,改比不改好,但当车补的一部分异化为官员的福利,其改革的诚意和正当性就显得可疑。
平心而论,杭州市每月最高2600元的车补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改革的诚意。可以简单算一笔账:这些市级机关的“一把手”,每月实际工作日应该会达到26天,平均每天100元左右的车补,在杭州市也就够上下班打车之用。关键是,对于“一把手”来说,出门打车或驾驶私车,总没有随叫随到使用公车方便、有面子。这说明,杭州车改确实触动、减损了一些官员的特权和既得利益。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车补标准,当年也曾遭到舆论的普遍质疑,这既说明人们对公车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也暴露出车补标准缺少明确规范的尴尬——对于多高的车补才是适当的,人们心里根本没谱。
为了避免公车改革陷入“权力自肥”的歧途,为了便于民众监督,笔者认为,公车货币化改革需要一个相对统一、规范的车补标准,这个标准不妨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在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通过调查测算、严格论证确定。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公务出行成本不同,因而各地车补标准也应有所差别,比如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车补标准是当地人均收入的多少倍,确定一个计算公式,列出一个明细账,让老百姓看得明白、便于监督。
先规范车补标准,然后强力推行公车货币化改革,以遏制车补标准自说自话、没边没谱的公车改革乱象。遏制了“权力自肥”,也让真正的改革者大胆前行,公车改革才有望走上正确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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