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与雷锋合影的小学生孙桂琴如今也是一名军人。
一段只有22年的生命旅程，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一个身高只有1米54的普通战士，以自己崇高的精神和平凡的事迹，树起了一座令人敬仰的思想道德丰碑。这个人，就是雷锋。
他的精神哺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甚至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今天的怀念，是为了明天更好地继承——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新展厅里，《不朽的丰碑 永远的榜样——雷锋事迹大型原创摄影作品展》揭幕，汇聚了曾给雷锋拍照的8位军队作者的原创作品以及雷锋在照相馆拍摄的所有照片近300幅。
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访了雷锋的老战友、为雷锋拍摄照片最多的两位摄影家张峻和季增，以及雷锋曾经辅导过的“小学生”孙桂琴。几位老人的回忆，和展览中呈现的一个个历史瞬间，还原了一位真实、可亲、可敬、可学的雷锋。
“连环画”版老照片
在此前召开的发布会上，展览的主办方透露，本次影展展出的照片既有全国人民熟知的老照片，更有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珍贵历史照片。
张峻带着记者在展厅里一一辨认。大部分首次亮相的照片都是曾经的连拍照。就是说，摄影师在同一场景拍摄了多张照片，但最后只发表了一张，其余神态相似、动作雷同的照片可能并未展出过。于是，展厅里出现了十多处“连环画”似的照片组展。
第一组“连环画”的作者就是张峻。照片是雷锋擦车的场景。
张峻回忆，“其实雷锋平常擦的车是苏联产的‘嘎司51号’，因为当时雷锋曾经在报告里写道：‘我的母亲就是党，解放后我有了家’，所以我想着一定要拍出‘解放’后雷锋的形和神，于是特意选了一辆解放牌的国产车，拍照时也注意取上写有‘解放’的车头。”
还有几组照片更像是四格漫画。其中一组画面，讲述的是雷锋给医院伤病员送月饼，医院门口雷锋的背影、病床前雷锋送月饼的场景都有展现。这些是张峻的战友季增拍摄的。
季老回忆说，这组照片是1961年拍摄的。当年中秋节，雷锋所在的运输连发给每个人４块月饼。同志们拿到后都高兴地吃了，可是雷锋没有吃，用纸包起来放到挎包里。有个战士问他怎么不吃，他说：“医院的病床上还躺着许多伤病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负了伤，在节日里，需要人们的友爱和温暖。我想把这些月饼送给他们。”
第二天出早操，这位同志把雷锋的想法告诉了季增。谁知，当他背着相机跑到运输连时，雷锋开着车给三营拉粮去了。找到宿舍一看，墙上的挎包也不见了。季增灵机一动，干脆直接去雷锋经常去的一家医院门口“守株待兔”。
“等了大概一个小时，雷锋背着挎包，拎着一个小包袱走过来。我连忙闪到暗处，趁着他往医院里走的工夫，抓拍了这张照片。”季老指着一张雷锋走进医院的背影照片说，“这时候，他还没发现我呢。”
“后来，我跟着雷锋一起走进病房，他看到我挺吃惊。”季增指着一幅横版的照片说，“这张他打开挎包拿出月饼递给病号的照片以前没有发表过，当时雷锋亲切地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你们早日治好病回到建设岗位上去’。”
雷锋“导演”的照片
展览中，雷锋和孩子们的合影出现多次。其中一张是一群孩子围绕在雷锋身边，聚精会神地听他念课文。照片中离雷锋最近的一个女孩叫孙桂琴，她之所以能站在那个位置，全是雷锋“导演”的。
1960年，雷锋成为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小学校外辅导员，当时孙桂琴正上小学二年级。“他第一次来学校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高兴。因为终于能见到这位有名的雷锋叔叔了，我特意穿上了惟一一件白衬衣，到校门口去欢迎。”
对于第一次见面，孙桂琴这样回忆：“他个子不高，脸色红红的，走起路来很有精神。当时我特别激动，手都拍红了拍麻了，可是一点也不觉得疼。主题大队会特别隆重，我们向他敬献了少先队最珍贵的礼物——红领巾，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此，孙桂琴成了雷锋运输连的常客。“我们放学后经常步行一站地，到宿舍去找雷锋叔叔。有时候我们也不过去，就是远远地看着他。”
有一次，雷锋到孙桂琴学校的少年之家辅导大家功课。正好赶上张峻和季增去采访，说想拍一张学生和雷锋的合影。
“当时，一下子炸开了锅，所有的小伙伴都往前涌，书包都挤掉了。我胆小脸皮儿薄，不敢往前挤，就负责给同学背书包。”孙桂琴回忆的时候带着笑容，“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姑娘挎了一身书包，躲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同学和雷锋叔叔照相。当时，我特别想去，但又不敢上前。”
细心的雷锋发现了她，并亲切地把她拉到了身旁。“我刚站好，雷锋叔叔就站起来，让季增叔叔出门帮着找砖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孙桂琴说，“砖头找到后，雷锋叔叔让我踩在脚下，之后才坐回桌子前拿起课本，准备拍照。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原来雷锋叔叔见我个子矮，怕我被小伙伴挡住，所以特意给我‘长个儿’了。”
照片中，孙桂琴睁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盯着雷锋，周围的小伙伴们则笑容满面地围着他们。
采访孙桂琴时，她正在招待所房间里整理与雷锋有关的收藏，床上摊了三五张翻拍的照片，一条棉布质地的红领巾格外显眼，虽然有些线头毛边，但颜色鲜艳，她说：“这是雷锋叔叔当年亲手给我戴上的，是我的压箱宝。”
“有一次，我上学快迟到了，一溜小跑，把红领巾跑掉了，就攥在手里往校门里冲，当时雷锋叔叔正好到学校来，他叫住了我，亲自为我系上了红领巾，拍着我的肩膀温和地告诉我：‘每天上学前要把红领巾系得紧些，要爱护红领巾，珍惜红领巾，因为它是红旗的一角，也是我们少先队员的标志啊’。”孙桂琴边说边轻抚红领巾，“回家后我把这事讲给家人，当时爸爸就提议把这条珍贵的红领巾保存好。从那以后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红领巾，而且一直珍藏着这条普普通通的红领巾。”
入伍后的第一张持枪照
本周三上午，海军第三招待所的楼道里。82岁的张峻老人头戴蓝色帽子，手里拎着一个白信封，正准备出门。借着楼道里的灯光，老人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用透明薄纸包裹着的底片，对记者解释：“这是周恩来总理观看《雷锋》话剧时留下的影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拍摄的。我前段时间借来了，现在要还给人家。”
“可不能食言，我是雷锋的战友。”老人刻意强调。
等老人还完底片，记者才抓住机会采访他。一提到雷锋，他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如数家珍：“雷锋的军旅生涯一共是九百五十一天，我是最早拍摄他的人，先后九次跟他亲密接触，加起来是七十九天。在这期间，我给他拍摄了二百二十三张照片，其中彩色照片是二十四张，在报刊上发表过六篇宣传雷锋的文章。”
他的儿子张岩在一旁说：“我爸爸去年生了场病，耳背得厉害，但一谈起雷锋，爸爸就会一直说下去。”
张岩从随身携带的箱子里拿出一个蓝色的硬壳文件夹递给爸爸，张峻一份份地拿出来摆在招待所的床上，有手写的回忆录、打印出来的文章、洗出来的老照片。
“1960年，我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当宣传报道助理员。9月份的时候，我到雷锋生前所在的运输连采访。一天午休的时候，营房门口锣鼓喧天，我和连队干部迎出门，一支送感谢信的队伍已经进了院门。说是来感谢一位不知名的小战士。”老人的回忆很连贯，几乎没有停顿。
原来，这个小战士就是雷锋，当时他到卫生队看病，路过抚顺市第二建筑公司工地时，被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场面所感动，他也顾不得身体不舒服了，推起一辆小推车就投入到了运砖行列，一干就是一上午。
张老透露了一个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小秘密：“当时，我背着照相包，先做文字采访。采访结束后，雷锋还一直围着我转，明显有话要说。在我的询问下，他大胆地提出想让我帮他拍张照。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摄影记者拍完一卷胶卷之后要用底片去换新胶卷，如果给私人拍照，会被当做占社会主义便宜。所以我没敢答应。”
“可雷锋不死心，他说自己以前的相片都是当工人时照的，如今当兵已经8个月了，还没有机会照个相呢。想照张相片给原来的单位寄回去。”
张峻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悄悄地给他拍了一张单人照。“很普通的一张照片。”张老回忆说，“当时我怕挨批评，就用剪刀把这张照片的底片从整段胶卷里剪下来送给了雷锋，还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不要告诉别人是我给他拍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张照片才一直“销声匿迹”，直到去年张老在一家档案馆里查找雷锋遗物档案时，才无意中发现了底片，想起了这段往事。“给雷锋拍了那么多照片，就偷偷给他照过一次私人照片。”张峻说，“当时新闻纪律很严，我甚至没有照张跟雷锋的合影。”
此次展览中展出的广为流传的雷锋持枪照，也是当天张峻拍摄的。那是在拍完那张普通照片后，“雷锋说特别想要一张‘雄赳赳气昂昂’的照片，于是我就让他去拿枪。结果他不仅把枪背上了，还挂上了两块奖章。”张峻说，“他估计是想让自己的形象更好点吧，所以我觉得他还挺爱照相。”
遗憾的是，本次展览中，没有展出雷锋那张单人普通照。
知名度最高的雷锋照片
在展览中，最著名的一张雷锋照片也是“手握钢枪”的造型——雷锋头戴一顶长耳皮毛军帽，双手紧握冲锋枪，端庄地站在树前。
展览文字显示，拍摄者是沈阳军区的一位宣传干事周军。这张照片曾入选全球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张图片，还被世界闻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挂在教室里。中国还有一张图片入围，拍的是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记者并未采访到摄影师周军，只找到了一篇他回忆这张照片拍摄经过的文章。
1961年，周军第一次见到雷锋。当年沈阳军区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雷锋参加。周军的任务是给他拍一张照片。
虽然没见过雷锋，但自从1960年11月26日沈阳军区《前进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通讯后，雷锋就已经成了“名人”，招待所无人不认识他。会议期间，雷锋利用业余时间和战友们交流学习经验，帮招待所打开水、清理卫生和洗涮餐具等。
很顺利的，周军在招待所一个楼梯口找到了正在清扫卫生的雷锋，并约好给他拍照。最初，周军的构思是把雷锋拍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伟大战士的形象，要像一尊塑像，给人一种高大、刚毅、庄重的感觉。然而，他发现雷锋的着装与构想不太一致，特别是他戴的那顶亚寒区配发的剪绒帽，已洗过多次，还有点儿小，和创作意图不协调。
这时，有位从黑龙江调来的同志经过，戴的是一顶大皮毛帽子，周军便借过来，可是压在雷锋头上又显得太大。一位叫李奎根的同志急忙将自己的皮毛帽子拿来，给雷锋换上，终于出现了预想中的效果。
周军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天气很冷，多次换帽子，又不能戴手套，雷锋却一直耐心密切地配合着，手和脸都冻红了，仍一遍遍地配合拍摄。
为了突出雷锋的形象，周军采用了适度的仰拍角度，留下了这永恒的瞬间。197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为题，出版了这张彩色合成的照片，并将原来雷锋背后的小毛松换成了黄山上的迎客松。
本次展览中亮相的是原版照片。
关于雷锋的记忆
“雷锋的照片绝不是虚构的”
雷锋做好事的照片，为啥全都拍摄下来了？美联社的4位摄影记者曾经连续3天打来越洋电话提问，张峻老人坦诚地回答：“雷锋的照片绝对不是虚构的。但有一些照片是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原则下补拍的。”
张峻回忆，“学习雷锋”的热潮是从部队兴起的。当时，沈阳军区准备筹备一个关于雷锋的展览，但发现图片资料不够。于是军区首长做出补拍的指示：拍摄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实实在在做过的好人好事。张峻当时受命拟出一份补拍雷锋照片的提纲。“很多线索都是从雷锋日记中获得的。”张峻说，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以雷锋1960年9月获得“节约标兵”的称号、事迹报告《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忆苦思甜》等资料为依据拟定的。
名单拟定后，经过了层层审批。
“大部分补拍是由季增完成的。”张峻回忆，“每一张照片都要经过审查，符合实际后才可以发表。其中也有照片因为不太真实，而被‘毙’掉。”
季增对“补拍”也有着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和雷锋坐长途车返回部队，路上碰到一位大娘去抚顺探亲，不认识路。雷锋主动提出送大娘。我也自告奋勇地跟着一起送。可是大娘要去的地方比较偏远，我们都不认识路，等找到时天已经黑了。显然不适合拍照。”季增说，“隔了几天，我们才故地重游，留下了那张送大娘的照片。”
“做好事不计较别人说什么”
孙桂琴的记忆里，一件小事格外清晰。
“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常学雷锋的样子做好事。一次放学后，我们学习小组的同学一起帮军属朱大娘家拉煤，足足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累得满头大汗，衣服也弄脏了。当时有的大人说‘小孩子不好好学习帮人家抬什么煤，没出息’。听到这些风凉话，我们都很生气。第二天我就和另外一个同学去找雷锋诉说委屈。”孙桂琴说，“我们来到营房，一眼就看到雷锋在树下看书，听了事情的经过，他笑着说：‘做好事不要计较别人说什么，只要你做的对人民有好处，就要坚持下去’。这句话我永远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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