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高招录取之际，随着录取通知书的陆续发放，近７００万高中毕业生即将跨入大学校门。
一所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它是高中生活的延续，还是学生自主求知的圣地？它是等级森严的“衙门”，还是教师自由治学的殿堂？
位于苏州、由西安交大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以其全新的育人理念和管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八成毕业生赴海外留学：如何把普通学生变得不普通？
创办于２００６年的西浦大学，今年走出了第三届毕业生。今年毕业的６８５人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超过８０％将赴世界知名大学读研究生，其中２０余人收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录取通知书，超过６０人被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录取。
“我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般只比各地一本线高十来分。与北大、清华相比，我们录取的是比较普通的学生。但使我最感欣慰的是，通过４年学习，我们的学生素质可以与国内一流高校相媲美。”西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说。
采访这所大学，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近乎严苛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高中时很忙，进了西浦才发现，大学比高三还要忙。”金融数学专业大一女生朱云青说，“跟我的那些上了其他大学的高中同学相比，他们课多但压力小，我们课少但压力大。”
学生压力大是因为学校的要求高、标准严。
“这里每次考试几乎跟高考一样严。试卷要由利物浦大学审查，考完以后，要随机抽取１０％以上的试卷送到利物浦大学，由利物浦聘请的外部考官对试卷的给分、加分进行检查。”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副教授赵策洲说，“在考试委员会公布分数前，老师无权把分数透露给学生。”
赵策洲说，对于学生成绩，无论是老师还是校领导，哪怕是校长，都无权改动。西浦大学学生考试不及格率一般在１０％左右，核心课程不及格要补考，补考不及格要留级。“每年都有１０％左右的学生留级，２００７年入学的学生现在还有没毕业的。”
然而，严格的纪律并不等于学生没有自由，相反，这里的学生比一般学校自由选择的空间大得多：学生大一结束时才确定最终的专业方向，换专业门槛不高；学生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向校方申诉。
“学校对我们学生的意见特别重视。比如我们本来有一门课叫数学建模，很多同学觉得用处不大，向学校建议改为离散数学，学校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刚刚毕业的电气系学生张昊帆说。
“西浦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把中、英、美三国教育体制的优点结合起来了。中国学生基础扎实，我们又引入了英国严谨的质量监控体系和美国的灵活教育机制。”副校长杨民助说。
老师不愿意当系主任：如何保证学术不受行政权力干涉？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某高校因校领导过多，引发舆论对高校行政化色彩过浓的担忧。
“我们西浦正好相反，老师都不愿意当系主任。哪怕学校给系主任每月三五千元的额外补贴，也没多少人愿意干。”杨民助说。
担任西浦数理中心主任的刘刚是一位年轻博士，目前还只是讲师。“我是被推上去的，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做管理，因为做管理要占用大量时间。比如组织考试、负责课程安排、制订发展规划等。这些工作都是公开透明的，主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力，纯粹是为大家服务。”刘刚说。
杨民助说，西浦有一批专职行政人员，但行政与学术是分开的，校领导也不例外。“几乎所有中层行政人员都是从社会上直接招聘的。行政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不是来管教授的，所以他们也没必要是教授。”杨民助说，执行校长席酉民和三位副校长都不讲课。虽然席酉民是著名管理学家，目前还兼着西交大的教授，但在西浦他的定位是全职校长。
在西浦，教师地位很高，待遇普遍在行政人员之上。“我是中层行政负责人，但我的薪水只相当于最低一级的助教。”西浦大学品牌与市场办公室主任王珊说。
“我们校领导是为中层服务的。他们缺什么资源，我们去找；同样，中层是为教师服务的，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杨民助说，“我手头没有什么预算，应酬也很少。”
这个高校行政权力不干涉学术活动，也不决定学术资源的具体分配，学术考核也没有定量化指标。
“我们对教师也有考核，但是我们不看重数量指标，更看重同行评估。比如，教师想申请成为教授，我们就把他的代表作送给该领域中至少三位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评估。他们觉得水平可以，校内的学术评审委员会才会启动评审。”席酉民说。
大学“行政化”病根难除：中外合作办学能否推动高校教改？
“这是一个重新定义大学的时代。”席酉民说，“我们西浦既不是西交大的分校，也不是利物浦大学的分校。我们是在探索融合中西文化，创建一所具有新的教育理念的大学。”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认为，与普通高校相比，西浦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
“我们很多大学衙门化色彩太浓，大学、校领导、中层领导都有行政级别。级别越高，能获取的资源越多，致使很多教师难以安心做研究，都想当行政领导。而且行政权力的管辖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从学生的录取、考试和管理，到教师的招聘、考核和晋升。”张红霞说。
专家认为，高校的行政化，不仅使我们的大学难以培养出一流人才，也直接影响了高考和中小学教育的改革。
“比如高考一刀切，大家都不满意，可是都不敢改，怕改了出乱子。假如高校都能像西浦一样‘去行政化’，招生和学术问题由教授说了算，真正做到‘严进严出’，我们就不用担心有人走后门。现在高校管理体制没改革，一刀切式的高考就很难改；高考不改革，中小学素质教育就很难搞好。”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说。
与一般高校相比，作为中外合作大学的西浦大学，正因为产生于“体制外”，反而可以轻装上阵，没有行政化的痼疾。
事实上，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已蔚然成风。除西浦大学外，宁波诺丁汉大学、位于珠海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均已招生数年。此外，美国纽约大学、杜克大学等也在尝试与中国高校合作办学。
“虽然中外合作大学学费比较高，像西浦每年学费是６万元人民币，但孩子在这里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西浦从大二开始就是全英文教学，与在国外读书差不多，费用则比出国少得多。”学生家长丁铣女士说。
殷飞认为，随着中外合作大学日渐增多，中国学生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普通高校将面临更严峻的危机。推进高校教改已刻不容缓。
“推进高校教改，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决心放权，让高校在招生、人才流动、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让高校管理层对学生和教师负责。”殷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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