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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乡结合部五十个重点村建设纪实

2012-03-09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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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淮海战役是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首都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的建设,则是老百姓“用心捧出来的”。

    曾经,这50个村是北京的“伤疤”,分布在9个区,涉及73个行政村133个自然村,面积相当于东城、西城两区之和,户籍人口21.4万,流动人口则超过百万。唐家岭、西局、旧宫、衙门口……虽地处东南西北,但“脏、乱、差”三字则可概括全貌,污水遍地、垃圾如山、“握手楼”林立、治安案件频发……

    城乡结合部问题,这个全世界范畴内的难题,也同样摆在北京的面前。而按照现有的推进时序,这50个村逐步实现城市化,需要20年的时间。

  20年太久。

    “百姓等不起。”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等领导同志多次深入城乡结合部地区调研,每个村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有的重点村更是多次前往,反复研究。面对无以计数的难题、面对难以估量的困难、面对无法预料的障碍,但也面对着众多百姓的殷切期盼,2010年,市委市政府果断抉择:

    打一场城乡结合部改造的“攻坚战”。

    这场巨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人民战争”。刘淇表示,有群众的支持,再难的事也能办成,没有群众的支持,则将一事无成。在建设现场,刘淇叮嘱各级干部:“重点村建设成败的关键,是能否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民为先,造福于民,党员、干部更要以身作则。”

  两年时间,沧海桑田。

    今日北京,春暖花开。京西的唐家岭,曾经的喧嚣不见了,旧村的土地上将诞生一座森林公园;京南的旧宫村,以往的杂乱消失了,新的产业园区正开工建设;京东的西店村,旧时的嘈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仿古小楼组成的新村……

    截至目前,50个重点村旧村拆除已基本完成,回迁安置楼已建成114.1万平方米,在施511.8万平方米,各村全部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已经启动,转移就业、社区建设等工作都在稳步推进当中……

    刘淇书记深情地说,没有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就没有这样的速度,没有各级干部、党员的无私奉献,就没有这样的成绩。

    党员带动、百姓支持,在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的过程中,广袤的京郊大地,诠释着新时期的“鱼水情深”。正是市委市政府“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的决策,才开创出这样的局面,正是百姓的广泛参与,才能推进如此顺利,正是党员、干部的团结协作,才有今天的喜人成果。

  人民支持,泰山移。

    干部入户,政策入心

    2010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十三。

    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村民柳和平正和往年一样,依旧沉浸在农历新年的喜庆之中。而他的生活、他的村庄,却从这一天开始,即将改变。

    清晨,北五环的北京会议中心,寒风凛冽。各区县、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一早就赶到了会场。

    大会上,市委书记刘淇激情洋溢地动员,他指出,当前全市发展中问题最大、矛盾最多、各方面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城乡结合部建设问题。这里的群众受城乡二元体制所困,既没有享受到城市发展的好处,也失去了新农村建设的实惠。这一地区不仅治安案件多发,而且在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必须下大决心、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会议,开启了唐家岭等50个矛盾最突出、问题最典型、社会影响也最大的村庄的建设序幕。

    消息一传开,唐家岭“开了锅”。

    彼时的唐家岭,犹如一个混乱的集镇:十多条公交线路穿村而过,无数小门脸充斥在道路左右,违章楼鳞次栉比。不足3000人的村,流动人口达到5万人。道路、下水管线严重老化,地面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村中租住的人口鱼龙混杂,偷盗、抢劫等刑事案件有时候一天就要发生好几十起……

    是要“瓦片收入”,还是要更好的环境?巨额的拆迁资金从哪儿来?规划怎么调整?违建怎么拆?是就近安置,还是异地安置,安置房在哪儿建?件件都是难题。

    村民的心里,还有迷茫和困惑。

    而近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其他49个重点村。

    困难确实大,但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各级组织以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的“三敢”精神迎难而上。

    2010年6月,唐家岭村宅基地搬迁腾退工作正式启动,但困难较多。

    此时,党员、干部站了出来。区、镇、村三级工作人员分成9个工作组,每个组包八九十户,挨家挨户送政策宣传材料。

    一个个工作组,一队队党员,就如同一个个基层堡垒,各项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入户进不了门,进了门找不到人,找到人说不上话,好不容易把装有宣传材料的“明白袋”递了过去,又被村民隔着墙扔了出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最多的一户人家,工作组前后登门30多次。

    送“明白袋”,就是要让村民“明白到心里”。

    “其实一算就明白。”党员邓万录劝说自己弟弟邓万启时做了个比较,“租房看着能挣钱,可万一哪天出点事,全完!明儿分你几套楼房。你算算,挣多少年房租能买得起新楼房?那时有富余的房子照样往外租。”

    党员干部们往往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是要让政策深入人心,保障村民利益。

    “明白账”入户、入心,全村80%的村民在第一奖励期内签订了腾退协议。

    2010年12月18日,唐家岭地区1153个旧村宅基地院落全部完成腾退,比预定日期提前了12天。

    唐家岭仅是缩影,广袤的京郊大地上,以这50个重点村为代表的城乡结合部,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转型。

    在房山东羊庄村,村中有不少人心存疑虑,不愿意离开世代居住的老地方。村党支部书记刘永军,带领支部成员天天守在村委会,向群众反复讲解拆迁政策。由于政策法规宣传到位,思想工作深入人心,群众的合法利益一一兑现,拆迁群众全都在预定时间内签订了拆迁协议,确保了重点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顺义天竺村,各级干部、党员组成宣传组、政策咨询组、后勤保障组、审核组等12个小组为民服务,及时搜集、公布房源、就业岗位等各类便民信息,为缓解村民思乡之情,村委会还聘请中央电视台的制作团队逐户拍摄制作纪念光盘,送与村民留念。90天内,该地区累计完成2554户签约工作,占总数2585户的98.8%,基本实现“一次进村、一次成功”的目标。

    那些奋斗在第一线的基层党组织,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所想、所需当成工作目标,设身处地为群众考虑,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让“为民、惠民”成为了这场变革的主题词。

  以民为先,工作不辍

    究竟有多少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投入到50个重点村的建设之中?

    每一个村,都有几个、十几个工作组进驻,各司其职。再加上市各委办局、各区县、各乡镇的投入力量,难以计数。

    而更加难以计数的,是这些党员、干部们的付出,有汗、有泪、有血……有情。这情,是“以民为先”的情。

    和很多“80后”一样,通州区光机电基地主任助理刘刚也喜欢在周末陪着妻子去踏青郊游,也喜欢在空闲的晚上上网、看书。

    2010年“重点村建设”启动后,他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

    “基地范围内的北神树村成为重点村之一,我负责初步实施方案的制订工作,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进村,从年初开始,吃住都在办公室,再没回过家。”刘刚说。

    而此时,他年轻的妻子,已身怀六甲。

    妻子告诉他:“你是党员,是干部,工作需要你,你就把工作完成好。我需要你,但我还有家人,家里的事,你放心。”

    从冬天到夏天,刘刚和同志们天天进村,走街串巷。由于有多年脚伤,他的脚在入户调查的一个月中磨破化脓,血肉模糊。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缠上绷带,每天坚持入户,直到调查完毕才去医院做手术治疗。

    没休息过一天,每天最少工作12个小时,仅一个上午就能接120个工作电话。忙碌的他,稍有休息的时间就会打开手机,看看妻子的照片,“亲戚把她接到了石景山居住,为了方便照顾。”

    同一城市,只能电话传音。

    忙碌中,转眼就到了5月5日。

    上午,刘刚如以往一样入户走访,手机突然响了,“要生啦!”电话里,是亲戚急切的声音。

    电话挂断了,刘刚愣了一会儿才转过神来,立马跑去开车。

    1个小时的车程,终于,他到了医院。飞似地跑向妻子所在的病房,看到了很久不见的妻子,更见到了期盼中的孩子。

    “儿子。”妻子的眼睛湿润着,告诉他。

    刘刚走到婴儿床边,看着可爱的孩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欢喜、感激、愧疚,百感交集。

    而这时,他的手机还不停地有工作电话打过来。他看着可爱的儿子,百般不舍,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离开了病房,甚至没有抱一下孩子,赶回通州继续工作。

    妻儿,依旧托付给了亲戚。

    “我们这个团队,几乎都是80后,大家都忙得不能回家,很多人的孩子还小,或者妻子正怀孕,我们是一样的。”刘刚说,“但把村子建设好,是关乎未来的大事。”

    去年12月,在“刘刚们”的努力下,北神树村的村民们已搬迁上楼。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党员、干部们,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着“党群之花”。

    2011年12月,昌平区东小口镇中滩村的拆迁腾退已渐进尾声,一户姓邱的村民却迟迟不肯签订腾退协议。

    “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村党支部书记张亮上了门。

    这位村民不久前被检查出癌症,需要做化疗手术,再加上家庭内部的一些问题,腾退协议迟迟签不下来,“就我家这情况,你让我怎么签?”

    张亮二话不说,“拆迁的事回头再说,看病要紧。”

    听说化疗费用一时凑不齐,张亮自掏腰包,前后两次送来总计4万元,让村民先去看病。

    捧着厚厚一沓人民币,这位村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此后,这户人家赶在12月15日搬迁奖励期之前签订了腾退协议。

    短短45天,全村365户,92%的村民签订了腾退协议,“多一半是冲着支书张亮的面儿。”昌平区东小口镇纪委书记杜淑净说。张亮连轴转了三个多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落下了高血压、胃痛等好几样毛病,抽屉里备着的药物达十几种。

    在大兴的旧宫,在丰台的夏家胡同,在顺义的天竺……无论记者走到哪里,都能够听到村民们说起一个个党员、干部的感人故事。

    以民为先、工作在前、不图名利,正是有这样的党员、干部,群众才会支持工作的开展,而群众的支持,才是城乡结合部建设的最大推进力。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

    其实,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城乡结合部建设中,有很多党员和干部,既是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搬迁户”。

    他们也祖祖辈辈生在、长在这些村子里,他们也和普通的群众一样,有家、有业,他们也有自家那本“难念的经”,他们也有家庭的未来需要谋划……群众有的、他们也有,群众需求的、他们同样需求。

    但他们,还有一样:党员、干部那份“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的责任。

    京南丰台,卢沟桥乡西局村横跨南三环,65%以上的宅基地内都建了二层以上的违建,出租房屋9000多间。2010年7月15日村民代表大会顺利通过腾退安置办法,7月31日村民宅基地腾退工作正式开始。

    那时,很多村民都在观望。

    “在困难面前,在现实利益面前,党员怎么做,老百姓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西局村党总支副书记张俐说。

    为了方便村民腾退,村委会从周边小区协调到300多套周转房,可以安置全村大约三分之一的搬迁户。按照原先规定,谁家先签腾退协议,谁家就可以优先住进周转房。

    为响应村党总支的号召,全村130多名党员仅在4天内就全部签订了腾退协议,但除了家里有80岁以上老人或者卧床病人的,没有一户党员去享受这个周转房的优先权。

    “冲这一点,咱心里服。”村里的老人赵福林说。

    而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石景山老古城,在搬迁初期,很多村民心里打鼓:在长安街边,这么好的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可能让我们住回来?

    “先把房盖起来。”石景山区政府很快做出了决策。

    但一个难题摆在面前——没地。

    地去哪里找?区政府想到了老古城地区的古城泰然投资管理公司。

    泰然公司是老古城地区的本土企业,员工很多都是本村党员。而公司在村子西北角的30多亩地,约25万平方米,正是盖房的理想用地。

    泰然公司董事长张国栋回到公司召开会议,“搬迁,对咱古城的今后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咱能不支持吗?”一席话,员工们都赞同:“拆,盖新楼!”

    协议没有,一分钱的补偿款也没有,2010年3月底,那片厂房就这么拆除了,仅仅用了7天。

    又过了20天,这片地正式开工建设。放心了的百姓们纷纷去签约,12月底,老古城全部拆除完毕。

    如今,新的居民楼主体已经完工。

    在50个重点村建设的“攻坚战”中,无数的党员、干部们始终站在了“吃苦在前、以身作则”的最前列。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党群齐心,其利断金

    党员、干部们,事事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以情暖人。同样,这份情,也在百姓的心里流淌,让他们从迷茫、到清晰、再到支持、更到推动。正是有了这种真情的互动,城乡结合部改造才能不断提速。

    石景山区衙门口村,号称“京西第一村”,加上流动人口有3万人,面积2.65平方公里。

    2010年,衙门口村开始了改造的进程。

    但居民们的心里“疙瘩”太多:衙门口村让五环路“一分为二”,五环内和五环外的补偿,会不会有差别?之前也因为修建五环路、绿化带等项目进行拆迁,但政策却有不同,这次政策如何?

    随着与工作人员的不断交流,居民们心里的“疙瘩”也在慢慢解开。

    同时,石景山区“党员承诺制”发挥了巨大效力,拆迁范围内的党员们全部作出承诺:带头支持改造。

    此时的百姓,在干部们的工作中,了解了政策,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中,看到了诚意,在党员的带头下,望到了希冀。

    于是,百姓也从开始的不理解,变成了双手赞成、大力支持。

    2010年6月,评估公司即将入驻衙门口村。但这时,却遇到了问题。公司的负责人在社区服务站里找到社区主任陈福起:“工作量大,但没有办公地点,工作无法开展。”

    这时,正赶上年近70岁的老居民田忍修在服务站办事,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田老太太走过来,对公司负责人和社区干部说出了出人意料的话:“到我家来,我家地方大,白给你们用。”

    望着老人的慈眉善目,工作人员一刹那仿佛找到了明灯,“大妈,不会影响您生活吗?我们可以给您租金,不能白用您家的房子。”

    老人却一个劲地说:“你们给我们改造环境、为我们服务,我还能要你们的钱?”

    老人把工作人员带到家,“看客厅够不够用?够用你们就来这办公。”

    40多平方米的空间,临街的位置,作为公司办公地点正合适。

    于是,一个特殊的“开在居民家里的拆迁评估点”正式启用。这一用就是两个多月,田老太太没收取一分钱的租金,“咱居民支持政府的工作,大事也做不了,但力所能及的,一定做。”

    百姓在党员、干部的感召下,逐渐成为了城乡结合部改造的推动力之一。

    “什么叫‘钉子户’?在咱西局,就没有‘钉子户’这一说!”西局村党总支书记武长亮说,“各家有各家的困难,我们所做的就是尽全力帮助协调解决,让村民早日过上新生活。村民们都支持咱的工作,党员、干部和群众,都是一条心,劲往一处使,就是快点把村建设好。”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员、干部和群众,扭成了一股绳,“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再有怎样的难事,也难不倒这些齐心人。

  以诚换信,众人拾柴

    知心、交心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彼此之间以诚换信。这份诚信,带动着群众来到了城乡结合部建设的最前沿,形成了最广大的推动力。在50个重点村的建设中,百姓为之付出了很多。而这种付出,更进一步加快了建设的步伐。

    在南三环和南五环之间,坐落着丰台区最大的村——拥有7000多亩地、8000多人口的南苑乡槐房村。

    曾经,“拆迁”对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子,困难重重。然而,记者了解到,虽然每户只拿到了拆迁款的15%,但目前7成多村民现已迁离。是什么让村民们能做出这样异乎寻常的举动?年仅39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张洪答道:“信任。”

  信任来之不易。

    50多岁的村民吴亚红,曾经对包括拆迁在内的村里各项工作都极为抵触。村党总支书记张洪隔三差五就带着工作人员往吴亚红家里跑。

    先叙旧,吴亚红说出了内心的想法:环境差了,经济也没搞上去,村子这几年发展太慢了,大伙心里真憋屈。

    老百姓都在心里盼着过上好日子,这次拆迁整治目的也正是如此。“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就没有做不通的工作。”张洪斩钉截铁对村干部说。

    接下来,与吴亚红的对话,张洪三句话不离未来的美好生活。村里承诺,三年内保证让农民回迁上楼,大片的产业用地空间腾出来,村子将启动产业项目,可以解决村里不少劳动力就业。新村交通也会四通八达。回迁楼北侧,还将建起人大附幼、人大附小等教育机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高质量的学校。校旁边规划了千亩绿地,很快就动工,全种上咱槐房历史上有名的槐树品种。咱四环边上的新槐房,得有多金贵!”

    一席话,说得吴亚红心潮澎湃。

    “咱村现在确实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大伙。但是婶子,市里推出这么好的政策,这个机会咱可不能错过。”张洪告诉吴亚红,村里正在找银行贷款,“现在,国家开发银行牵头,已经和其他几家银行组团,准备给咱们房贷,但是手续要走一段时间。可是,政策都是有时限的,机会不等人啊……”吴亚红听了这话默默不语。

    自此吴亚红不仅放下了原先的偏激,而且处处带头做表率。去年9月底,动迁工作刚开始,她就赶去签了协议。签完了,还主动给其他村民做工作,现身说法,号召大伙儿支持建新村。

    和吴亚红一样,村民王永存等很多人,也从最开始的抵触,到后来成为带头签协议的典范。这转变背后,不仅是村干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沟通,更是一份心血与责任。

    信任,换来槐房现如今的涅槃重生。今年“十一”前,第一批村民就能回迁上楼了。

    “信你信对了,住进新楼第一天,你说什么也得到我家吃饺子。”如今,天天回村来看进展的吴亚红对张洪说。

    其实,这份信任,已从当初的嫩芽,茁壮成长,在广大城乡结合部地区开枝散叶,苍翠如伞,生机盎然。

    正是有了这份信任,才形成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这场“攻坚战”,胜券在握。

  共谋发展,不断创新

    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城乡结合部改造的进程中,关系更加紧密,直至不分彼此,形成合力。群众有困难,政府总是放在第一位,政府有困难,群众也想方设法帮着解决,也开创了“共谋发展,不断创新”的局面。

    在此次石景山老古城改造中,拆迁居民可以购买拆迁原址上建设的定向安置用房,就地安置。

    “刚听说老古城村要拆迁时,心里咯噔一下。”当地秉心盛会的理事长马振才说。

    老古城村秉心盛会,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至今每逢年节,秉心盛会都会举行隆重的走街活动。由于延续了数百年,会档又保存十分完整,被专家誉为“原汁原味的北京民俗风情的活化石”。2007年列入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老古城秉心盛会有300多名成员,涉及200多户人家。

    马振才说:“最担心它会随着村民的四散而去从此消失。”

    居民的担心,很快就进了政府的视线。拆迁的工作人员找到了马振才,询问他在拆迁时有什么困难,马振才就对工作人员说出了担心事:“村子里的村民,都喜欢这花会,几百年了,每年大年初二都出来表演,将来搬迁了,村民们都住得哪都有,怎么再聚起来?去哪里演花会?大家伙都担心这个。”

    为了妥善安置拆迁居民,石景山区在拆迁的地块上规划了占地面积5.7万平方米的定向安置用房,拆迁居民既可以选择单纯货币补偿,也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原住地的定向安置用房,使600多年历史的老古城村居民还能继续做邻居。

    同时,考虑到秉心盛会平时练习需要活动场地,区里还要求开发商在小区建设一个圆形中心花园。巨大的空场儿给玩角儿们活动筋骨、切磋技艺提供了空间,让他们从以前狭窄的胡同和危险的马路上“解脱”出来,真正拥有了自己固定的活动舞台。

    “这下老玩角儿们心里就像吃了定心丸,老地方,新房子,还是咱的地界儿。”马振才说。

    在展示中心,巨大的沙盘显示着将来老古城村改造后的繁华景象,高楼林立,道路宽敞,绿树成荫。

    居民的烦恼得到政府重视,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惠民的新政策、新方法、新思路不断推出,随时改进。同时,百姓也为政府分担困难,创新出更多搬迁方法和模式。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党员、干部“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就会获得群众的支持。

    50个村,整整两年的时间,已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这样的“北京速度”,为破解城乡结合部建设难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索,提出了崭新的思路和卓越的榜样,留下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建设模式。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城乡结合部建设进程中,谱写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新时期的“鱼水情深”。不分彼此,携手同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建设,书写了最亮丽的一笔。

    人民支持,泰山移。未来,同心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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