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迪
编者按
裁员、减薪、下滑、亏损——当昔日那些衣冠楚楚的IT大佬们，毫不吝啬地说出这些关键词时，他们所在的这个“基础性、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已然寒意弥漫。
对于此中冷暖，如蚂蚁雄兵式散布全国各大电子卖场的经销商、零售商们，显然有着第一线的感受。在逢人便说金融危机的当下，他们过得怎么样？
销售量下滑30％、利润率遭受挤压、部分商家盘算着是不是该退出，这是本报记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电子卖场一线调查后的普遍结论。
这不是一个完全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但它是否已经在说明着什么？
（施建）
“今年1月，1元人民币兑127韩元，到了11月，能兑223韩元，韩元贬值了60％，感觉自己一夜成了穷人。”12月2日，在北京学汉语的韩国留学生金银荣对记者说。
金银荣的父亲在首尔经营着自己的商贸公司，而在北京留学的她，此前一直过得很滋润，但不久前爆发的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数码发烧友，北京的中关村真是个神奇的地方，不但可以买到全世界最新的IT产品，价格还非常之低，以前只要有最新的产品出来我都会去买。”但这次，金银荣找到记者，并不是要帮忙购买最新的数码产品，而是要把手里几个还簇新的手机、iPod、数码相机想办法卖掉。
“爸爸的公司是做进出口的，最近生意萧条很多。”金银荣告诉记者，最近接到家里的电话，常是妈妈小声地告诉她，爸爸心情不好，又喝多了，而父亲也开始训斥她不要乱花钱。
“家里给的生活费和学费时刻在贬值，把这些二手数码产品卖掉可以贴补一下，今后也不敢再买这么多IT产品了。”金说。
韩国留学生进村“典当”
12月5日，记者帮金银荣找到了在中关村鼎好经营数码产品的李志。李老板面对堆了一桌的数码产品，无奈地从中挑选了几个品相新的，答应先试着卖。
“我这里也不是‘当铺’，只能是先代卖，等东西卖出去了，再通知你来取钱。”尽管李志把预期售价压得很低，而且不是现结，金银荣还是一再拜托，按照韩国礼节鞠了个躬，才离开。
“来中关村卖二手货的老外最近渐多，尽管现金收购价格可以压得很低，而且由于是代卖，风险和利润比较好控制。”李志算是比较精明的中关村商贩，多年来都很注重培养外国顾客，“村里吃外贸饭的不在少数，虽然不比秀水街，但老外还是比较认同中关村的货源和价格优势”。
饶是如此，李仍然对记者透露，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关村的外单生意也开始急转直下，平日常来消费的老外熟客都销声匿迹了，“像这样拿旧东西来卖的，即便不是打算卷包回家的，日后想请他们回来我这儿消费也难”。
老外回国的回国，下岗的下岗，李老板的生意只得由“出口”转向“内销”。
但内销生意其实也早就不好做了——商贩间竞争的激烈、柜台的租金压力、老百姓消费的斤斤计较。“中关村的商户尤其担心明年的日子。”李志说。
“中关村多如牛毛的小商户不比正规企业，店中的员工不是亲戚就是老乡，除非是犯了江湖大忌，或是店铺关张，由于生意萧条裁员，还没有先例。”对于接下来生意如何过冬，李志表示，中关村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就像蚂蚁雄兵，不管是水里还是火里，总会有人死掉，也总是有更多的人能扛过去。
“经营数码产品并不需要占用太大空间，销售数量也多于大件商品，而利润方面却不低于大件商品。”李志透露，普通精品间租金约为7000元/月，而柜台租金平均在3000元/月。目前，李计划把现有的精品间换租成两个柜台，这样可以再增加一些数码周边的销售。例如，柜台里可以都摆放一些相机或手机包、挂饰等，其成本仅有几元钱，但是顾客在购买相关数码产品时，往往会随机购买配件，不经意间增加了利润。
再比如，数码产品外观保护，手机或相机贴膜服务往往收取10元钱，成本仅为1元，而笔记本的贴膜，加上外壳和键盘罩等，利润也都在80元-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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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客户削减开支
“按理说，每年的10月、11月应该是IT产品的销售旺季，但今年这两个月的销量只能用惨淡来形容，我这儿经常是一天的顾客量只有个位数。”告别李志，记者又找到一位在村里摸爬滚打七八年的冯老板，冷清的市场让他有大把的时间跟记者诉苦。
“这两个月海龙电子城有个内部统计，客流量同比去年减少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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