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了张福森编写的《中关村风云纪事》，感触颇多。从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首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后，中关村经过了20年的创新发展，从陈春先创办第一所民办科研机构，到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群出现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从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建立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发展到现在的中关村科技园，这个过程都表现了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关村企业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不要国家投资，不要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技、工、贸”相结合的体制，整个过程是组织与制度的创新。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时曾说过，“制度重于技术”。中关村20年来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印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中关村的创新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最初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创业企业，因为没有资金来源，无法进行技术开发，于是他们的第一桶金几乎都是通过做电子产品的销售获得的。当时，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为“倒爷一条街”。但是，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他们逐步走上了靠技术创新赢得市场的路子，联想、方正、四通等企业脱颖而出。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回想起当年创业的情形时说：“当时在既没有资金，又不懂得市场的情况下，我们迂回地先走了一条‘贸工技’之路，除了自己卖电脑以外，我们还给别人做销售代理，正是通过和惠普、IBM等国际大公司的合作，我们获得了学习的机会，逐渐知道了怎么去了解市场，怎么做技术服务。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一种创新。后来，企业有了一定资金积累，我们就开始做研发，但是我们一开始不可能一下就做核心技术的研发，而是先走了集成创新这条道路，就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将成熟的技术集成创新形成新的产品。如1997-1998年网络电脑风行的时候，联想推出了一款‘一键上网’的电脑。这种电脑的技术就是集成各种技术，既方便了用户，也使联想的市场份额提高了8%。当然，联想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已经逐渐向前瞻性技术的研发挺进。”
柳传志认为，中关村的制度和组织创新对联想这样的企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说：联想当年在进行股份制改革时，由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最终实现了联想员工持股的计划，对联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那次股份制改革中，有很多做法是创新的，因为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具体如何做。最后是用三方协调会的方式圆满地解决了问题。最终是国有股占了65%，员工持股35%。时至今日，联想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亿元资产的大企业，有了相当丰厚的利润分成。其中，国家的收益占了大头，联想员工得到的分红超过了工资，对他们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这是体制创新的结果。”
在中关村的组织创新和体制创新中，还有一种新的形式，即集合创新力量的新型产业组织——产业联盟，如TD-SCDMA产业联盟、中关村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闪联等。大唐移动信设备有限公司总裁谢永斌认为，自主创新光靠一家企业是不行的，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后，通过联盟的组织协调，相关企业明确利益和责任，围绕着自主知识产权进行创新，直接推动了系统、终端、芯片、天线、测试、仪表、软件等产业链各个环节不断走向成熟。联盟内的企业原本是多年的竞争对手，在制订和推动标准的过程中，变成了互利共赢的关系。TD-SCDMA产业联盟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是在联盟内部形成了专利共享、共同开发、协同组织的机制。
新的组织形式促进了整个产业发展。仅仅不到10年时间，TD-SCDMA产业联盟就走完了国外走了15年的道路，为我国第一次赢得国际通信产业话语权。同时，该标准对提高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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