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内参的“通天管道”，新华社记者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生死存亡之际，直接上书中央，并迅速获得了高层批示。内参——这种特殊的新闻报道，因此深度介入历史进程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83年1月25日清晨，中关村88楼——这幢曾经住过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的中科院宿舍楼的楼道里乱哄哄的。
中科院物理所工程师纪世瀛住在103室。那天早上，他突然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了，有人在门外喊：“快打开收音机，听听首都新闻和报纸摘要。”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肯定了他们与陈春先共同探索的新路子。等纪世瀛冲出来，新闻已经播完了。大家谁都不知道这则新闻的来头儿，但在那一刻，中关村的命运被改写了。
这一切转机，都缘于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潘善棠写的一篇内参，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文章开头，中关村的远大前程已在富有时代特色的表述中初见端倪：“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春先(共产党员)，从1980年开始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科技成果和知识向附近地方扩散的试验，近两年来，这个试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个类似国外的‘新技术扩散区’开始在北京海淀区出现。”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新闻报道，而是一份直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阅的机密级内参，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
作为“党的耳目喉舌”，采写内参是新华社记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内容涉及当时拿不准或不宜公开报道的领域，比如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等。内参有一定的格式，例如《国内动态清样》，纸张大小为16开，要求内容简明扼要，字数限定在2000字以内。
在潘善棠记忆里，他写内参最多的年份是从1980年到1995年，这个阶段社会思想变化很激烈，几乎每位记者每年都会有一两篇内参得到政治局常委的批示。而最初，全中国有资格看到《清样》的人约在100人左右，直到1989年，《国内动态清样》的阅读范围才扩大到省部级。
高级别的读者群决定了这篇内参的特殊效果，何况其结尾处倾向鲜明：“但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就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威胁着旧体制的幽灵”
1979年，陈春先访问美国，有机会访问了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及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这次访问让他眼界大开。1980年10月，中科院物理所一室主任陈春先、物理所工程师纪世瀛等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挂在了北京市科协底下。
从此，中关村出现了一支“科技游击队”，他们白天正常在科研单位上班，一到傍晚就活跃起来，依靠科技咨询酌情收取服务费用。有盈余后，除了津贴，他们甚至开始给自己发放奖金，每人有15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刺激了很多人。这样的离经叛道在中科院掀起了轩然大波。纪世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形容，他们“成为中关村一支威胁着旧体制的幽灵”。一种较为普遍的舆论指责陈春先们“不务正业”“扰乱科研秩序”“腐蚀科技干部”。
而最严重的指控则是质疑服务部的账目。“查经济问题，五块钱、七块钱，查了个底朝天。”昔日的北京市科协技术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与这批创业者们心灵相通，不仅作为最高级别的主管领导参加了技术服务部的成立大会，还一直尽心尽力扶助这个襁褓中的新生事物，为这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民办机构盖公章，帮助其开设单位账户，因而被纪世瀛称作是“开明婆婆”。而如今，服务部在巨大的压力下人心涣散，领过津贴的服务部专家纷纷前来退钱，以示清白，有的不容分说放下钱就走，有的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服务部眼看要垮台了，赵绮秋着急上火，找过不少领导汇报，还向北京市委反映情况，请求支持科技体制改革。但是北京市科协当时是一个群众团体，而中科院则属于中央级单位，按纪世瀛的说法，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赵绮秋急得生病了，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主管采编业务。丈夫问她怎么回事？赵绮秋诉说了困难，周鸿书建议写份内参试试。赵绮秋此前在《北京日报》等单位做了17年的记者，深知内参的特殊作用，她对记者说，“当时没辙了，北京市科协够不着中科院，该做的都做了。”根据赵绮秋的回忆，周鸿书在发稿前还向她详细询问了有关“技术扩散”的背景。纪世瀛则在《中关村首家民办科技机构与华夏所》一文里记述：“1982年底，周鸿书派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春先和我。周鸿书还亲自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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