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参加完国庆50周年庆典，我就把自己的团队从美国硅谷搬回中国，在中关村创建中星微电子公司。”1999年10月，下定决心要回国创业的邓中翰遇到了对自己影响甚大的时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陆昊，并得到了一份来自中关村的诚恳邀请：“你有青年创业者的激情，中关村有联想、有方正这样的大企业，你应该回国来创业，我们欢迎你来中关村安营扎寨。”
邓中翰和中星微今天的成功，是中关村精神的浓缩。30年来，这种逐渐形成和不断强化中的创新精神已经深深地植入每一个中关村人的心中。
从第一批科技人员以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为己任，下海创业开辟我国民营经济先河，到一批批中关村创业者前赴后继，不怕失败，扛起中国创造的大旗，在开放和包容的中关村这片土地上，鲜明的创业文化和持续的创新精神组成了中关村的灵魂，“创业+创新”的结合与互动从而形成了中关村文化的本质。
创业文化的时代局限性
中关村是一块神奇的地方，它给很多寻找梦想的创业者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性。前些年有这么一句话很流行，“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这正是一代代中关村创业者的传奇故事甚至是血泪教训凝聚而成的所谓“中关村文化”的体现。
1980年10月，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服务部在中科院物理所仓库一块5平方米的角落里成立，中国的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就这样诞生了。由此开始，最早的一批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纷纷地在方圆几公里内的平房、库房、车库中开始组建起来，就连最早的中关村电子市场也是一个简陋的活动房，于是“中关村文化”也有“棚户文化”的别称，它体现了中关村人艰苦奋斗、勇创奇迹的精神。
“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是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家在30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创新意识和传承发展理念的企业文化形态，是中关村宝贵的软实力资源。”在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监事长彭树堂看来，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在这30年中始终承载着引领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重责，是中关村创新的中坚力量。
彭树堂认为，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领导者的爱国情怀和回报社会的价值观是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的核心，也是应该在中关村创业者中代代传承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关村的知识分子放弃铁饭碗来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创业，不是为个人发财，而是为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在当时改革开放思潮的激荡下，陈春先、王洪德、柳传志、段永基、张家林、彭伟民等优秀知识分子凭借个人魅力及百折不回的勇气，带领着创业团队将科技产品推向市场，率先撞击了市场经济大门。“初期的中关村文化就是以科技人员创业为载体的企业文化，这种创业文化是由特质企业和个性创业者的特殊魅力带动形成的。”彭树堂说道。
“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是中关村发展的强大动力。”30年来，中关村已经营造出“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氛围，这里已然成为国内创业最活跃、高素质人才最集中的区域。“在中关村的三代创业者和企业家中，既有以柳传志为代表的科研人员下海创业先行者，也有以王文京、冯军为代表的9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创业企业家，还有以邓中翰、李彦宏为代表的新世纪成长起来的第三代海归创业者。这三代企业家将西方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富有新意的要素融合起来，形成了具有其自身特色的中关村创业文化。”
与此同时，中关村创业文化也伴随着一些难以规避的问题。有数据显示，在中关村每5分钟就有一个新企业诞生，每9分钟又有一个企业死掉。这种现象可以被解读为中关村的市场活力，却也可以被看成是中关村创业环境的混乱与投机。时代集团公司董事长彭伟民指出，“现在的中关村已非当年，创业环境变了，政策环境也变了。那么中关村会不会因此失去了当年的创业文化？在不同的时代里，必然会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如何才能正视这个趋势？”
彭伟民认为，当中关村处于发展初期时，出现的问题都比较集中，但解决的办法也相对比较容易集中，所以那个时期的思想和文化都比较集中。现在中关村有上万家企业，具备上亿元规模的就有几百家，它们的文化就不可能一元化，肯定是多元化的。“整体经济环境较好的时期，它的文化可能就会呈现出多元化。中关村的文化，随着企业的进步与扩大，企业的价值观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异，这是一种进步。经济越进步，文化越多元化，就不可能用一种思想来统一大家。”
另外，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执行常务副会长、原四通集团总裁朱希铎也提出，在中关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业文化的确值得赞赏和引以为豪，但到了目前产业化规模的创新阶段，创业文化就有可能成为障碍，发挥不了积极的作用。“‘创业文化’变成了‘创业者文化’，那么就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创业文化具有时代局限性。”朱希铎说。
彭树堂在对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的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难题，“比如中关村地区得天独厚的智力资源，人才密集但事实上其潜力却未得到充分发挥；高端创业创新人才一边大力引进，一边却也在外流；初创企业缺乏老一代创业者的无私奉献牺牲精神，受市场干扰因素的影响较大，急功近利……”彭伟民对此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现在外地科技园区的各种条件已经在赶超中关村，或许比中关村的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发展，比如房价、人员成本等，肯定比北京市好，中关村的各种成本都越来越高了。“在外地，当地政府可以给一个企业一块几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土地，但在中关村就很难，毕竟在北京各方面的成本要高得多，所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些企业资源会向中关村之外转移。”面对这种情况，中关村固有的文化所形成的凝聚力就显得格外有必要，不仅仅需要企业和产品的创新，同时还要形成一套包括文化创新、体制和制度创新等具体内容的完整创新体系。
文化也需要创新
2010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开复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培养了一批很勤劳的、很可靠的工程师，但普遍缺乏创新意识。他将之根源归结为“整个教育理念”的原因，“这样根深蒂固的东西很难一下子就换掉。”
李开复所描述的情形，在以“创新为使命”的中关村是怎样的呢？李开复却用实际行动予以了回答，他将“创新工场”设在中关村核心区海淀科技园恰恰印证了，中关村的核心价值正是“创新”。
但据一位中关村企业管理人员回忆说：“在过去的中关村，很多企业的管理团队在其意识层面的确存在着创新的冲动，但是缺乏创新的文化。”于是，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内有些企业所奉行的“科技创新”，其实往往就是“引进”，或是“模仿”，最后才是基于本土的非核心技术创新，这种所谓“创新”的行为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便是让那些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无法认清自身地位，企业竞争力下降，甚至还不得不面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诉讼纠纷。这位企业管理人员形容过去中关村的创新局面时，用了这样的语句：缺乏管理、商业秩序混乱、缺乏眼界。在他看来，中关村很多企业是“很会创业，而不会做企业”。
朱希铎对中关村的创新环境也有一定看法，他说：“创新不能简单理解为技术创新，更多的是产业创新。”朱希铎认为，有些企业一谈到“创新”，就以为是“有多少专利，每年增长多少专利”。这样无形当中就引导企业将“创新”等同于“专利”，这都是极其狭隘的认识。“专利是什么？只有技术创新才可以去申请专利，但是其实中关村最缺的是企业组织的创新、产业链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包括产业文化的创新。这些创新都是无法用专利来衡量的。现阶段决定中关村创新的成败重点，应该涵盖以上提到的这所有方面。”
然而，时至今日中关村的创新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致于吸引了李开复这样的创新大户重新回到中关村，在他们看来，中关村依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尽管其他方面的成本已经上升了不少，但取之不尽的智力资源是中关村的宝库，这足以让中关村未来有实力成为全球创新中心。”
变化来自于哪里？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吴明瑜教授说，中关村现象是科技型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中关村不是政府“管”出来的，也不“规划”出来的，走的是政府支持、市场主导的路，而不是计划经济的老路。
2009年3月，国务院作出了“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求把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明确了核心区的建设既包括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也包括创新文化的发展。中关村在新局面的要求下，也需要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中心之一，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策源地，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顾问、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研究员于维栋认为，建设中关村的创新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方方面面引起重视，形成合力，共同努力。他说：“文化不是口号，文化就是人，人是文化的载体。创新文化，就体现在创新者身上。所以中关村的创新文化，不要从外国人身上去找，也不要从中国古人身上去找，而要从当代中关村的创新者的创新实践中去挖掘、整理、传播，去培育和发扬。这件事的作用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却仍然是值得去做的。”
中关村创新文化的建立，首先要注重理论与市场实践的结合。中关村科研力量强大，要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里搬出来转化为市场产品，创意与操作结合，推理与实证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此外，还要注重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结合，既要激励个体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也要用集体的力量形成创新的团队，个体与集体达到和谐统一。在“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整体氛围下，会激励更多创业者扎根中关村，长此努力将之形成一种中关村凝聚力、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重要源泉，从而形成中关村独特的创新文化。
不断追求创新的中关村，必须有与之适应、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否则，文化将成为中关村创新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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