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
今天，这一论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2012年8月，国家九部委会同北京市政府出台《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中关村科技金融体系建设被提上更加重要的议程。
《意见》全篇共四十三条，分为十二部分。其中，直接关系到中关村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的实际内容和核心工作的是第三到第十一部分提到的九个重点领域。
这九个领域包括：完善科技企业信用体系、知识产权投融资体系、创业投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服务体系；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风险管理机制、科技项目管理机制，引导社会投资积极参与；深化金融支撑作用，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但由于具体实施方案尚未落地，中关村在科技金融方面的探索依然延续着此前的发展思路与趋势。
事实上，经过多年发展，中关村在科技企业融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10〜2011年，中关村园区有39家企业先后41次实现海外融资9.9亿美元，范围涉及电子商务、无线增值、网络应用等多个产业领域。
但与此同时，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大量企业依旧难以得到资金支持。
“调查显示，中关村科技企业技术项目资金主要来自企业自身，60%以上的企业是通过‘自有资金’和‘企业间拆借’进行项目研发的，只有24.5%的企业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对项目开发进行融资的。”中国证券业协会李兴伟指出。
在“满足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融资需求”方面，有着“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与硅谷还有很大差距。
政府职能需转换
“哦，要搞创新示范区了。”听到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消息，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王缉慈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跟身边人说了一句。从上世纪80年代，她就经常骑车到中关村各公司调研。
在王缉慈看来，设立示范区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值得推崇。她将各类示范区的头衔称之为“区域符号资本”，“有了这些头衔、这些区域符号资本，就可以找上边要政策、就会集中很多资源。
事实上，中关村并不缺资源。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关村吸引投资的能力显然已不成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有效调动这些资源，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指出。
仔细梳理中关村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在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进而推进科技创新转化为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以中关村管委会为代表的政府机构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
无论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有限合伙制的创业投资企业，建立以代办股份交易系统为基础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是中小企业信用服务体系，无不遵循着“政府在先、市场在后”的发展路径。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政府资源流动的正确性与公平性？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手中每年握有各类扶持资金十几亿元，这么大笔资金，这么多的公共资源由一个部门进行全面调控、分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吗？”有业内人士质疑。
“政府扶持总会造成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据王缉慈介绍，在中关村推出的“千人计划”、“海聚工程”中，经常有从硅谷回来的创业者，从政府拿了很多钱，最后没做下去就走了。
独立IT观察人士方兴东认为，“创新，就是要打破旧的，先破后立，所以一定要扶植新的公司、新的人才”。但他看到的情况却是，政府配置的资源大多流向了大公司，而不是创意创新型企业。
“企业上市了，政府办个大型庆祝会、奖励很多钱；而新创企业，房租越来越贵、创业门槛越来越高，达到高新技术企业的门槛——那是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前提——也越来越难。”方兴东直言。
并且，政府的主导作用仍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2010年4月，中关村发展集团成立，注册资本102.2亿元，是北京市属国有大型企业。作为运用市场手段贯彻政府意图的特殊平台，发展集团下设借贷、政策性担保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创业投资公司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若干子公司，在统一董事会领导下协调运作，涵盖了企业投融资所必需的各个环节。
据知情人士介绍，“出资设立这一集团的用意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负责引进重大项目和统筹产业布局；二是统筹融资；三是受北京市政府委托，进行重大产业化项目股权投资，支持重大产业化项目和成长性好的企业。”
据中关村发展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市政府每年统筹100亿资金，专项用于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同时改革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在其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进行支持。
“中关村发展集团作为政府统筹资金的代持机构，努力实现资金的可聚焦、可评价、可放大和可循环，这种方式是中关村科技金融体系中的一个新要素。”前述中关村发展集团负责人指出。
但在实际操作发展过程中，由于投资理念、政府导向等种种因素，由政府代持机构出面统一调配金融资源却起到了与设计初衷相悖的“反作用”。
统计显示，2011年，中关村发展集团所投资的行业中，信息技术占大头，比例高达49%，第二位是生物医药行业，比重达到24%。
对此，前述中关村发展集团负责人解释说，这是由中关村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在信息技术与生物医药方面的优势是中关村立园之本。
但业内人士认为，在中关村不断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动漫、文创等产业对于中关村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些产业由于周期长、风险高，社会资本进入往往比较谨慎。这个时候，往往更需要国有资本发挥出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指出，但政府配置资源的优势非但没有显现出来，反而使得优势资源进一步聚集到了少数传统行业企业之中。
一位不愿具名的创投界人士同样指出，“不同于创投企业，政府对投资方向的严格把控，导致在当下环境中，中关村的创业者若想拿到政府的投资资金，需要经过专家和创业基金部门讨论通过，层层筛选，步步把关。”
王德禄认为，这样的机制扼杀了很多原创和特立独行的想法。“政府不要企图做引领者，而是要着力弥补市场的缺陷。”他指出。
在王缉慈看来，作为科技金融试点，国家显然希望中关村在科技对接金融的机制上为各地作出示范，但据她到各地调研的经验，“地方上可能比中关村做得更好——反倒是中关村有些‘玩不转’，体制僵化得厉害。”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么多资源聚集，效果未必一定能达到初衷——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都不是政府一厢情愿打造出来的。”王缉慈说。
“配套设施”不足
“发展科技金融，关键在于解决好风险与收益的匹配，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等级不高的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在这方面，美国的“硅谷银行”堪称典范。
硅谷银行的成功秘诀之一在于，针对科技型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初创期企业、成长期企业、全球化企业）及其特点，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不同的金融服务。
事实上，中关村也构建了“中国版硅谷银行”，即通过统一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中关村发展集团，配合信用体系建设、税收政策的支持和风险补偿等手段，探索出一条针对小微企业，从注册、选址、孵化到融资、信用建设、乃至最终上市的扶持路径。
“比如：在企业增信方面，达到一定等级的企业，可申请‘瞪羚计划’的资金支持，同时被评为‘一星级企业’。以后，每完成一个年度的履约，将增加一个星级。企业的星级越高，贷款贴息越高，银行贷款利率越低，园区各类资金支持越优先。”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金融处处长何存介绍说。
然而，虽然复制了硅谷银行的基本模式，效果却相去甚远，距离“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理想投融资模式，依然有较大差距。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中关村“配套设施”不足是很重要的原因。
据北京中关村信用促进会秘书长刘英表示，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的缺失。因为在企业融资过程中，银行对企业的信用状况不能准确判断，通常要求企业提供足额的信用风险缓释措施。
通常说来，银行对于风险缓释措施的选择主要有变现能力强和足额两方面要求，所以如房产等固定资产就成为银行的首选。
而科技型中小企业通常存在着固定资产少、技术成果市场前景不确定、重技术轻市场轻管理等问题，银行很难把握其风险特征，更难以量化风险。
“此时，信用中介所能发挥的作用如同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刘英指出，对银行来说，信用中介对企业进行独立的信用调查，揭示企业风险，为银行信贷决策提供参考；对企业来说，通过信用中介的信用评价，认识到自身的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改进，使企业得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
为此，中关村自2010年起探索构建企业信用体系，但收效甚微。“由于购买信用报告、购买征信产品是一种商业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且银行对外部提供的信用报告认可度有限，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机构购买了征信报告。”刘英坦言。
事实上，即便信用中介的作用得到发挥，与硅谷相比，中关村的“配套设施”依然差距巨大。
曾先后在硅谷、中关村两地均创业成功的浪淘金科技有限公司CEO周杰，对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感受颇深。他指出，这种差别的根源就是大量为创新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
在硅谷，聚集着一批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发展、有政府资助的中介机构，如：硅谷国际贸易发展中心、硅谷中小企业孵化中心、硅谷企业家中心等颇有影响力的机构组织。
据周杰介绍，这些中介机构种类庞杂、数量繁多，涵盖了从财务到融资，从法律事务到人力资源的众多领域。
中介机构人员通常由硅谷成功的有经验的退休CEO组成。他们都曾拥有自己的成功的企业，退休后在中介机构任职，帮助小企业解决他们在经营、管理、开拓市场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建立有价值的金融中介信息服务网络平台，以及为企业、银行、中介机构提供信息，使各机构能迅速沟通信息，资源共享。
“可以说，在硅谷，创业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好产品，但在国内，创业者还要处理包括法律和财务在内的很多其他问题。”周杰表示。
这一说法得到了其他海归人士的认可。
“硅谷的中介机构像硅谷的创业公司一样具有冒险精神。他们在提供服务时会让创业公司选择付费方式：如果资金紧张，他们丝毫不介意将其兑换成股票期权。这使很多创业公司节省了宝贵的资金，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创业失败就不用还了，想着都轻松。”熊晓鸽介绍说。
业内人士指出，相对于硅谷的服务体系，中关村内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还远没有发育到位。
天使投资缺位
今天的中关村，已成为国内受益于风投最多的区域。据何存介绍，近5年来，中关村发生的风险投资案例和金额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获得的创业投资总额占全国创投的47%。
但风投在支持科技企业创新方面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接触到的中国PE，他们对早期的企业都没有兴趣，他们更愿意做‘临门一脚’的项目，因为寻租空间大，市盈率很高。”刘胜军直言。
在中关村的创投市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内地的风险投资基金仍较多集中在创业企业发展的中后期，以及上市前的准备阶段。
由此，产生了技术与资本对接的“投资空白”。“出现资金找不到好项目，而好项目又找不到资金的情况，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死亡谷’挣扎，由于缺乏创业投资的支持而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何存指出。
在硅谷，这一早期投资的空白往往由个人出资的天使投资人进行填补。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表示，天使投资人是初创企业的最佳融资对象。
“没有遍地的草根创业者和满天的天使投资人，就没有硅谷；没有遍地的草根创业者和满天的天使投资人，也不可能复制硅谷。”邝子平指出。
天使投资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指的是企业的第一批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在公司产品和业务成型之前就把资金投入进来，然后等待公司做大。
据刘胜军介绍，在海外，天使投资的资金规模往往是风险投资的2倍，投资的项目数至少是风险投资的20倍。而目前，内地的天使投资资金规模仅占风险投资资金规模的20%左右。
国内知名天使投资人、起点创业营创始合伙人查立表示，在硅谷，有着大量的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家愿意冒险出资扶持早中期的科技型创新企业，而创业成功之后的创业者，也愿意加入到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领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鼓励创业创新的良性循环体系。
“但与硅谷相比，中关村的创新循环是断裂的。”王德禄指出。
首先，天使投资人数量远远不足。
“事实上，创业成功者最适宜成为天使投资人。”熊晓鸽指出，因为他们投资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带来资源，解决困难，打开市场，辅导技术。
但遗憾的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缺乏成为天使投资人必需的资金储备。
“很多第一代创业者没有公司产权，因此，没有足够资金进行天使投资，无法转化为天使投资人。”王德禄指出。
1993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办并100%控股的联想率先实行股权激励改革，这一改革计划一度惊动了高层，并在高层直接推动下，最终决定拿出35%的分红权，将每年的利润奖给创业的员工和管理层。
而同一时期、背景相似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创始人，诸如清华紫光的张本正、科海集团的陈庆振……他们从无到有地创立了公司，却难以获得与其付出相符的股权激励。
创业者为什么拿不到股权？王德禄指出，导致这一逻辑悖论出现的原因在于：股权激励是创业者鼓励研发人员投入的一种激励方式，在中关村，变成了政府对创业者的激励，是典型的政府对创业者的恩惠，与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业者有其股”，甚至“创业者控其股”还有很大差距。
同时，国内的投资环境使得天使投资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国内投资环境看，创业者诚信缺失的风险、天使投资退出渠道的缺乏和天使投资相关法规的缺位，大大阻碍了天使投资活动的拓展。”他指出。
富瑞金融集团亚洲区总裁汪韧认为，不同于欧美成熟市场，我国在对企业稳定经营、知识产权以及个人财富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没能给予创新企业和投资人充分的保护。
凡此种种，使得国内的“天使投资人”显得畏手畏脚，失去了本真。
“国内天使投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天使’，而更像投资。”王德禄指出。比如：李开复的创新工场，由于占据太多初创企业股份，被外界称之为“贪心的天使”。
对此，李开复曾回应称，其投资项目“平均占股17.6%”。但据王德禄介绍，在硅谷，天使投资是创业的配角，绝非主角，一般占股仅为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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