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也是普通人
随着107岁的贝时璋、97岁的何泽慧、100岁的杨承宗等人相继离去，曾在中关村“特楼”居住过的第一代科学家们正在远去，许多现代人已不曾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对曾经承载荣光的三幢“特楼”也无甚感情，有人甚至希望这里尽快拆迁，好竖起漂亮气派的新楼来取代它们。然而不论世事如何变迁，三幢“特楼”里的故事将永远流传，就像他们的后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永远怀念中关村的朝霞和夜晚“特楼”里久久不曾熄灭的橙色灯光，它们淡定、醇厚，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芒。
父亲的自行车
赵忠尧：14号楼
赵忠尧1998年5月28日辞别人世，遗体告别仪式极其简单，媒体上也没有太多报道。事实上，这位曾住在14楼104室的物理学家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如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是他的学生。
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的人，是第一个发现了反物质的科学家。这个成就足以使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却把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在他之后测到正负电子循迹的安德逊。李政道曾撰文回忆，赵忠尧没有获得诺奖的一个原因是，当时西方对中国人是歧视的，认为中国不可能有杰出的科学家。
而对儿子赵维志来说，最忘不了的是陪伴父亲大半辈子的自行车。“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我们几个孩子渐渐长大。有一次，不知是他太累了，还是我变重了，他几次都不能从后座跨腿上去。从那以后我就不让父亲再带我了，但他又开始带弟弟妹妹。到他70岁时才在我们反复劝说下扔掉他的自行车。” 无法忘怀的两件小事
钱学森：14号楼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一家住进了14号楼201室，那时的钱永刚不过八九岁。回忆在“特楼”的岁月，有两件小事让他无法忘记。
1956年钱学森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出国访问，回国后将作报告所得全部上交，却留下了苏联专家送给他的一辆儿童自行车，“那个时候，别看居住在三座楼里的都是科技界的精英，但是家里有儿童自行车的只有我们家和叶渚沛家。”结果这辆儿童自行车成为了邻居小伙伴们惦记的玩意儿，“放学以后做完作业，不约而同聚在我们家楼下，看我没下来。就在那儿喊‘钱永刚，钱永刚’，原来大家都想骑这辆车。”结果大家玩疯了，到晚饭还不回家，害得父亲满世界去找。
那时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也住在“特楼”，钱永刚与傅承义的儿子傅祖明是小学三年级的同班同学。一次傅祖明生病没来上学，“傍晚时傅承义老先生来我家了，想问老师留什么作业好让傅祖明补。我随口告诉他语文有什么作业、数学有什么作业，可人家老先生说，这我哪儿能记住，要不把你作业本借来，让傅祖明照着做。”
卖掉相机手表补贴家用
杨承宗:先13号楼后14号楼
1951年从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杨承宗，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原子能化学事业，为开创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在儿子杨家雷眼里，当年回国时潇洒英俊的父亲很快就因家里经济困难而傻眼了。因为家庭负担重，杨承宗卖掉了自己带回来的高级照相机、手表等东西以贴补家用。为了维持全家生活需要，他还不得不向同事们借钱。王淦昌就借给他们家钱，他拿了这笔钱为孩子们添置过冬穿的棉衣。
1998年中科院卖给职工福利房时，杨承宗的全部积蓄仅够支付购房款的一成，余下部分需由子女凑齐。1994年冬天杨家雷回国探望他时，因楼里的暖气不热，把毛衣皮袄全穿上还是冻得发慌，“爸爸看出了我的窘相，走过来掀起他穿在外面的大棉袄，我看到他用一根宽布带把里面的棉背心如同裤腰带一样地绑在腰间，爸爸指着宽布带笑着对我说‘这是我的发明，可以保持身体暖和’。”这一年杨承宗已83岁。
2011年100岁的杨承宗去世。这位科学家直到去世都没有评上院士。
王淦昌一家
中关村特楼
在中关村13、14、15号楼中，曾经居住过60多位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家。曾几何时，他们的名字如日月般光辉，他们的成就如星辰般闪耀。有人称，这三座楼可称得上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端所在，是我国尖端高新技术科学的发祥地。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师们的背影早已远去，楼里大多为出租户所居住。敲开门或拉住楼前散步的老者，问林镕是谁、邓叔群是谁、戴芳澜是谁，反应都是摇摇头。据悉，三栋楼已被列入改造拆迁范围，在前不久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科协团体提案，建议尽快将中关村13、14、15号楼作为科学名人群体故居予以保护。
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在中关村地区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那个名叫“科源社区”的地方。在距离车水马龙的中关村一桥仅几百米的地方，这个破旧而寂寥的小区与繁华喧嚣的闹市氛围格格不入，就像万花丛中的一株小草，完全被淹没被遗忘了，早已生锈的铁门，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匾，上面的“科”字斑驳剥落，只剩下“斗”字。冬日寒风中，13、14、15三座楼静默地站着，一如它灰色而沉闷的外表，楼前小花园里一片残败。匆匆而过的行人没有谁对这里多看两眼。
“我居住的那个年代，这里是科学大师的集聚地，那时三座楼建成不久，洋气得很。”中国科学院原办公厅主任、72岁的柳怀祖说。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选址中关村，作为科研发展基地，除建设一批科研大楼做相关研究所使用外，还配套建设了数十栋住宅楼，作为科研人员起居之用。其中，在原中关村大道（即现北四环半地下隧道段）北侧，中关村西一街以西，中关村第二小学以东区域，建起一批高研楼供高级研究人员居住，当中以13、14、15号楼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最好，以安置海外归来的著名学者和在国内自然和人文各学科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居住，被人称做“特楼”。
那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种着小麦和白薯的农田，1955年随父母住进“特楼”的柳怀祖当时是一名高中生，在他印象中，那时中关村很是荒凉，荒草长得比小孩子还高，南边还有很多坟地，而“保福寺”的的确确是座庙宇，后改成小学，正殿和偏殿都用做了教室。
相比之下，三座“特楼”条件好多了，13、15号楼呈“L”形如两翼般东西而立，中间的14号楼呈“一”字形，楼前是座圆形的小花园，外面一圈是冬青，里面种着各种花草。一梯两户的屋子很宽敞，条件最好的14楼还铺着木地板。
钱学森一家在14楼201室住了四年左右。钱学森儿子钱永刚回忆说，那时他们刚回国不久，早晨吃早饭时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妈妈让他和妹妹喝，他俩却不敢喝，因为在美国牛奶是凉的，不加热，桌上的牛奶在两个孩子眼中不像是“真”牛奶。他俩用英语交流着，被在一旁懂英文的朱兆祥叔叔听到，引来大人们一阵大笑。那时爸爸工作特别忙，经常一出差很长时间，连妈妈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有时几个月看不到人，回家时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活像我在画册上看过的爱斯基摩人”。
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赵忠尧、童第周和蔡邦华曾被称为“三只老虎”。这个外号来源于他们都出生于1902年的虎年，又碰巧在“特楼”做了邻居。“特楼”里不仅学界泰斗荟萃，而且有的师徒同楼，如14楼里贝时璋的夫人是对门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的老师，而住一层的赵忠尧又是钱三强就读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
住在“特楼”里的这些大科学家又像是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柳怀祖还记得，那些叔叔伯伯在楼梯上遇到，就“老张、老王、老李”地打着招呼，“在街上走着，哪能看出他们是大科学家” 。
那时的许多故事，现在想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时璋等4位学部委员每周都在院子里等一辆吉普车，去文津街的科学院上班；《中国植物志》的主编林镕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午饭都是包子——原因是他去食堂排队总有人让位，他故意去晚，学生又把饭端到办公室，最终他只好夏天吃凉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气上，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蒸包子”。
在儿子钱思进眼里，父亲钱三强既是科学家，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也是好外公好爷爷。在中关村小卖部门口，他每天按时排队领取牛奶，一直到他最后一次住院前；在为中关村小学生办的街道食堂里，他每天中午按时为外孙、外孙女打午饭；当女儿女婿不在家时，晚上他常坐在床边给孙辈们讲故事，直到孩子睡熟之后再继续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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