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城市化，人们往往会直接将目光投向大城市边界之外的广袤土地，又有多少人会注目或与自己小区仅一墙之隔的城中村呢？
北京大城小村里的探索和经验，当贡献于中国更广阔天地的实践
村庄里的创造
我们梳理发生在首都北京丰台村落的这些故事，探寻这座超级大都市着力于细胞上的创新密码，记录前行中国的些微印记，并试图与读者一道读懂自身生长的逻辑
北京，穿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以共和国首都的身份矗立于今日世界都市的版图，近30多年间，更成为观察当今中国蓬勃成长的鲜活标本。
对今日北京的观察，乃或对当代中国的观察，可能已经不再需要仅仅止于疾步前行中的华丽魅影。
掠过大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也会有不为人们熟知的寂寞乡村；穿过林立的摩天高楼，也有会仍然蜿蜒的乡野土路；与金融街、CBD行色匆匆的俊男靓女擦肩而过之后，你甚至还可以快速切换到贩夫走卒聚居的背街小巷那些所谓的乡村，其实有些就位于北京城区的核心位置，其距离天安门这样的显赫地标不过十几公里。
提到城市化，人们往往会直接将目光投向大城市边界之外的广袤土地，又有多少人会注目或与自己小区仅一墙之隔的城中村呢？
在北京这样一个超级大都市里，城市与乡村犬牙差互，市民与村民交错而行。在那些近在咫尺的城乡接合部，一个外界不甚了解的北京，或许还没有那么的光鲜非凡，可是在那里静悄悄发生着的变革，却是那么的真切和生动。
在那里，一些“小村”曾似一块块洼地，与摩天楼群共同呼吸——它们或是早已完成了“上楼”，尚因社保等原因仍顶着“村”的帽子；或是依然在“吃瓦片”，靠出租房屋获益，那低矮小楼丛聚之处，外来人口集聚，乃至夹杂着些许污垢；它们大多经历过有些“夹生”的城市化，既期待土地含金量的不断释放，又担心村去人散、拿了沉甸甸的补偿却可能从此无所依凭……
这些，当然绝不独见于北京，而恰恰是每一个中国城市都普遍遇到又无法回避的新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
学术界2000年就曾预测，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那时的36%提高到70%以上。这意味着在这50年中，平均每年会有1000万至12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2008年4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报道说，彼时已有44%的中国人住在城市。许多人预测，2015年以前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半数，每年新增加城市人口约1500万至2000万。报道感叹道：“这样一个速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中国城市化的步伐之快还是超出了学界的预测。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是，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51.27%。
以“50%”为分水岭，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标志，它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成长阶段。
步入城市化率50%至70%区间的中国，会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轨道上疾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波澜壮阔。这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了一大历史机遇。而这一变化，也无疑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中国需要怎样加速城市化？需要怎样使城市化更良好?需要怎样使城市化的过程和谐、平顺、幸福？
这些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转型发展需要直面的重要主题。
解构中国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变化轨迹，或许可以得到一些解决上述问题的启示。
自2010年春天始，一场规模宏大的城乡接合部改造工程在北京启动，今后几年内，北京市将陆续完成数百个城乡接合部村落的改造。这不仅会使北京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一半以上，也会改变数十万户农村户籍人口乃至几百万流动人口的生活。在北京的人可能没有感觉到，中国目前最大的城市化工程，其实就在离你不远处。
毫无疑问，在北京这样一座备受关注的特大城市里，推动城乡接合部的城市化攻坚，必有宏阔深远的战略考量。按照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说法，就是要“加快全市城市化工程重点村整治步伐，推动城乡接合部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首都科学发展。”他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农民的长远利益，也关系到北京经济社会长远和全局的发展。“在北京，城中村长期存在。所以，市政府提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和郊区的城镇化，特别是城乡接合部的城镇化建设。”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明确表示，“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城市化进程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占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极其深刻的改变。
农民革命性的身份转换和观念更替，会带来软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北京城乡接合部进行的改造，也会外化出人们内心的冲突。在那里，有着不少村民们自己很难完全回答的诘问：不再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将仰赖什么开始自己的城市化生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可仅仅由田野走进楼房，就能算是完成了向市民的转换？不再需要下地劳作，可对这些北京“熟悉的陌生人”而言，新的发展技能在哪里？乃至，最大的挑战或许竟然是，拿到一笔可观的补偿款时，有没有做好准备去管理好属于自己的财富？在这些外来人口落脚和聚居的地方，后来者又该如何在这道城市化的洪流中，实现某种恰当的融入？对于早已是“城里人”的群体来说，这新一波的城市化又意味着什么？
于是，在昔日的乡村、今天和未来的都市，在传统的城乡交接地带，也许每天都会发生隐形乃或显形的对撞——农民与市民之间、都市与乡村之间、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也包括那些世居于此的村民们自己，对城市化充满期待却又有些心怀忐忑。
在北京西南的燕蓟故郡丰台，瞭望周刊社所属《瞭望》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财经国家周刊》的数名记者，历时月余，踏访若干村落,就是试图真切地迫近基层探索与变革的内核。
城乡接合部改造工程，毫无疑问，将带来史无前例的机遇和挑战，不单考验着此间主政者的智慧，更叩问着这个变革时代的全体社会成员：城市发展空间该怎样拓展？土地流转试验应如何操作？农村集体经济未来走向若何？拆迁模式之变究竟会带来何种利弊？甚或，像“创新社会管理”这样过去与闻甚寡的新概念，将如何重构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丰台的村庄，以自身的探索、创新、实践，正做出回答。
位于西南三环的花乡草桥村，没有“一分了之”，他们用强大的村集体经济，把握住了城市化中村民的自主权、获益权，并以经济纽带、乡规民约补益社区管理。北京迈出推进城市化的一步，草桥村也就一步步地把资源做成集体资产，把集体资产变成保障、变成平台、变成信心。它提示人们，单靠土地收益，并不能完成城乡一体化的任务，有力的产业振兴才能保证村民“上楼”后的持续安定。
被西三环路贯穿的西局村，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尝试利用集体土地实现城市化蜕变，可其间几经波折，成了北京有名的脏乱差“挂账村”。启动新一轮改造时，房价走高，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调整政策，切出利益补贴给农民，推行高品质的回迁安置，那些过去为高标准城市化付出种种牺牲的村民，用这样的方式获得了公平。在那里，品质上乘的新社区正在拔地而起。除此，它也提示人们，“城中村”改造之后绝不能还是“城中村”，周全的制度设计是推动现代城市文明的引擎。
卢沟桥乡的张仪村，一新建小区就面临如何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一套完整的村规民约外加登记等制度，辅以经济激励和约束手段，再加上对集体物业地下空间改造后投入公共利用等，有效避免了城乡接合部常会见到的无序混杂与藏污纳垢。它提示人们，先庶之富之，尔后教之，每一个村庄自己的村民需要凝聚寄居在村里的流动人口，一起实现高素质的城市化。
近距离接触丰台区“村庄里的变革和创造”，如同再次感受中国农村改革的脉动，基层的创意、政府的创新，毫无争议地成为其中要义。毋庸讳言，在有些村庄，长期形成的复杂格局对实际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在我们采访的丰台村庄中，发现的是，他们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在工作中解决问题，在工作中实现创新，既有通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依法办事，赢得村民的理解和支持的成功实践；也有通过“社区民情图”、“市民劝导队”的建立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探索组织在基层存在方式的积极探索。在有的村，村临时党支部在整治工作中推出党员联系户工作制度，每名党员联系10户村民，并为村民建立服务档案，提供全程服务；即便村民到了新的安置点，党员仍进行后续服务。基层组织有探索、善创新，就会有凝聚，就会有影响。
与每一个阶段的农村改革一样，推进城乡接合部的城镇化建设，进行改革探索实践的主体是农民。而局部创新展现活力之际，往往就伴随着政府的及时介入、总结、完善、推广并以政策引领创造，进而形成政府与基层干部、农民的建设性互动。
尊重农民作为城市化发展主体的意愿，不仅意味着不能仅仅为了城市扩张而强迫农民城市化，要让他们成为城市化的参与者，更要维护他们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利益，让他们成为受益者。
我们在丰台采访时，反复听到干部们谈起的北京市就此提出的这些大原则。在丰台，乃至全北京，这样的实践，不仅强调注重农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更聚焦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协调、衔接和统一。能否实现“居住条件有改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成为衡量这项改革的指标。
农民成为市民，不是简单的户籍身份转换，更是要实现向“有住房、有资产、有社保、有岗位”的“四有”新市民的飞跃。这些城乡统筹新型模式的要素，为克服城市化既有矛盾、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像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向记者道出的那句感言：“这些在基层、实践中创造的，行之有效的鲜活的、成功的经验，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中的社会管理创新。人民群众才是最伟大的创造者。”
发生在丰台几个村庄的尝试与变革，是令人兴奋的。或许，探索留下的不尽是经验，但守成注定会沦于边缘，尤其是在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围绕中国城市化的宏大主题，这些身在其中、牵系切身利益乃至个人命运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所需，尝试与创新，关系着这场影响中国未来“惊险一跃”的顺逆成败。
我们梳理发生在首都北京丰台村落的这些故事，探寻这座超级大都市着力于细胞上的创新密码，记录前行中国的些微印记，并试图与读者一道读懂自身生长的逻辑。
北京大城小村里的探索和经验，当贡献于中国更广阔天地的实践。
草桥村变身记
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让全体村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茂春引以为豪的事。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
王茂春还不甘心。这位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草桥村党支部书记，觉得自己祖居的京西南村庄可以像京东国贸地区那样光彩夺目。
从地理位置上看，草桥与国贸一带确实难分轩轾——前者在西南三环，后者在东三环，两地与天安门的距离相若，各自的区域内甚至都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
北京人都知道：作为首都CBD核心的国贸区域，号称“中国金十字”；而草桥，最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
草桥不是国贸。由于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建设工厂，京东地区也许是北京最早展开城区拓展的区域，而草桥至今还是个“村”。但草桥仍然期待成为下一个国贸。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
虽然叫“村”，但此时这个有着20多家集体企业的“村”，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饬洁净，每一户都拥有村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
“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王茂春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变，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提起南方地区的那些“超级村”，花农出身的王茂春遗憾错失了一些机会，但很快又释然：咱们离天安门这么近，发展重要，平稳也重要。
在丰台区规划展示馆的环幕电影中，簇簇摩天大楼如春笋拔节般生长，“商务区”、“金融区”招牌闪亮。王茂春觉得，脚下的土地仍然埋着金子，机会仍在。
京西南那片花菜园
将时间轴回拉20多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草桥和国贸都在此时起步。这个时间点上，国贸还叫做大北窑；草桥旁的玉泉营桥和大北窑的国贸桥，都还是十字路口；至于三环路，不过是一条稍宽些的双向马路。
1987年，这条马路修到玉泉营，要拆除属于草桥村的一片苗圃绿地，这给了当时的草桥村绿化队副队长王茂春脱颖而出的机会。
“要计算赔偿费，我们绿化队队长去算了一下，几十万元。大队书记不满意，这么大一片地，怎么才这点钱？派我去，算出140万元，最后拿到了120万元。”这是王茂春给草桥人“争”来的第一笔巨资。
在京郊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草桥因“自主改造”成为样板——合乎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五次全会的精神：“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切实保障农民权益”。而这条“自主改造”之路，就从这120万元起步。
当时的草桥刚开始第一轮蜕变。以种植花卉闻名的草桥村，到上世纪80年代土地被租给外地人种蔬菜，成了京郊小有名气的“菜篮子”。本地农民则推着木板车去城里捡破烂，让这里成为一片巨大的“垃圾处理场”。
村民们的另一个主业就是养猪。秋天里，王茂春也常拣点菜帮子回家喂猪。一个家庭一年只养得起一两头猪，每头能卖几十元。最寒碜的事情，就是乐呵呵地赶猪去卖，结果被打回。“120斤以上的才收，一路把不够分量的猪赶回家，比偷东西还丢人。”
大北窑开始建国贸一期的时候，80年代中后期的草桥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跃跃欲试。村办企业一夜之间纷纷出炉，“洗碗机、低压铸造都弄过，都是正经工业”。最先进的产业是和北京客车厂联合搞汽车改装，没技术，没资金，又都是淘汰下来的机器，这个大项目，只给草桥村留下一片客车厂的宿舍，后来成了“钉子户”。
那时村里投资的企业，“干一个赔一个，前后赔了几千万元。”王茂春说，“绿化队的120万元划到村集体账上，人人欢喜。”
王茂春转了正，在他的带领下，绿化队下面的三个花卉企业率先成了“赚钱企业”。
1988年底，绿化队员工的人均年收入有5000元，1989年是8000元，1990年1万元。“往后就不敢再分了，那时大队（村）书记一年才6000元。绿化队就出钱给村里买了两辆车——加长北京130、212吉普，其他的存起来。”
1991年，草桥村的鲜花摆到了西单购物中心的柜台上，这也是最早在京城大商场里出售的农家花卉。王茂春则成了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村集体账上有900万元。虽然卖花卉已经开始赚钱，但还是“小钱”。相比于绚烂的鲜花，其下的土地更是闪光的金子。
小洋楼引来了张艺谋
这时的草桥破烂不堪。以出租土地种菜以及收垃圾为支柱产业，草桥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3.98平方公里范围内，本村村民3700多人，外来人口却过万。
“那时候，全村只有53个公共厕所，本地人抢不上。”王茂春回忆说，由于人口太密，村里的公共服务一塌糊涂，最大的一个垃圾堆绵延200多米。
1994年，北京举行了一次高规格的规划设计展览会，其中有一部分新农村建设模型。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很感兴趣，提出在城乡接合部试点，让这些漂亮的小楼生根。
而在此前一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得到国务院批复，要求北京“保证城市地区足够的绿色空间”。为此，北京市启动了新一轮绿化隔离带试点。这一轮城乡接合部的改造，一直延续至今。
根据当年北京市政府批转首都规划委办公室《关于实施市区规划绿化隔离地区绿化的请示》，凡成片绿化面积达到30%以上的乡（镇）、村，可以“以绿引资、引资开发、开发建绿、以绿养绿”，以改变城乡接合部“脏、乱、差”的面貌。
全市首批试点6处，丰台区除了草桥，还有太平桥、小瓦窑，海淀区是曙光，朝阳区是大屯和洼里。
政策允许这些村庄通过出让土地获得资金进行改造。于是，这几个村庄成了第一批尝试新农村建设、“农民上楼”的地方。
根据政策，乡、村可保留原有农工商公司或组建各类经营公司，并负责用地范围内绿地以及乡镇企业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经营管理。
这时，花卉产业已经为草桥村集体积累了1000多万元资金。于是，村农工商总公司成了“丰花草桥房地产开发中心”，运作旧村改造工程。
草桥村的试点面积有100万平方米。王茂春回忆道，那时缺专业人才，搞花卉的“好把式”，完全不懂怎么搞房地产开发。村里木匠、瓦匠和闲散劳力齐齐上阵，一年就在三环边上盖好了几栋小洋楼。
“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购买力有多强。小楼刚盖好，张艺谋就来找我们，问卖不卖房。”王茂春现在还清楚记得，张艺谋来时手握半块砖头大小的“大哥大”，后来给他打电话侃价时一口一个“大哥”。
这批房子最终卖到每平方米3500元，而成本只有700元。几年前还把捡破烂作为生计的农民们发现，盖房子能挣大钱。
当年多亏没干“傻事”
第一桶金挣了2000多万元。只是，盖这几栋“样板楼”已经让草桥村颇感吃力，他们不得不像其他村庄那样，引入开发商继续推进改造。
草桥地处南城，在北京人的概念中，居于“下风下水”，北京一些大的城建企业来看，要么摇头离开，要么就要求无偿提供土地。
到今天，草桥的村干部们回想起来，还庆幸当年多亏没干“傻事”。最后，经过上级单位介绍引进了开发商。
在第一期合作开发的30万平方米房屋中，村里与开发商的分房比例为3.5：6.5。据说，全部试点村庄几乎都是如此。但从今天的结果看，并不能说是很成功。
比如，在草桥西北，毗邻西三环和北京西站的太平桥村，1994年签订的合同规定，村里提供土地用于开发及拆迁安置。最终用6年时间建成70万平方米房屋，由村里和开发商均分。
而一直到北京奥运会时，仍有数百户村民因为回迁安置房没有如期完工而未能入住。曾经有亿元资产的村集体最终负债约4亿元。
其中，又掺杂了对过去村领导以权谋私的怀疑、复杂纠结的互相借款与抵押、与市价较大背离的折价等等，最终成为一个旧村改造不成功的案例。
王茂春执拗地认为，村里自己的土地，不该把这么多利益让给开发商，有不断扩张的花卉种植业打底，草桥村有底气把握主动。
第二期20万平方米，协议分成比例已经变为4.5：5.5。第三、四期项目则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草桥实业总公司下属的房地产公司自己投资、自主开发。
村民自己开发土地，利益自然不会跑出去。比如，村民平房的建筑面积以1:1的比例置换楼房的使用面积，且无需添补平房与楼房之间的差价。
同时，根据村民代表大会表决，无特殊原因不搬迁上楼的，将不能享受退休金和相关福利待遇。
王茂春认为，农民自己改造的另一大优势是，村集体企业并没有随着拆迁而散伙，而是不断壮大，给离开了土地的农民保留了生活与就业的命脉。
“我们创建新企业，抓管理，成立了出租汽车公司、驾校等等。草桥改造以后，农民没有了土地，需要到企业就业，我们和很多房屋出租单位签订合同，要求它们安排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草桥村村委会主任牛放说，这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大大降低了拆迁难度。不仅如此，草桥村的企业目前还雇请了三四千名外来人员。
而草桥之后有些绿化隔离带旧村的改造，大都被“钉子户”拖垮。不少村子一门心思等待旧村改造的土地收益，结果钱是拿到了，但村子没了，人也散了。
到今天，草桥村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建筑开发、物业管理、花卉产业三大块。“花卉就是维持平衡，竞争太激烈了。”王茂春说，他一直希望村里的花卉企业能达到10家，可最高峰也不过9家。而花卉产业过去的发展，曾大大推进了开发拆迁的进度。
不过，即使相对顺利，草桥村的改造仍然没有达到王茂春的理想目标。1997年，中央下发文件，冻结了非农业建设占地用地的审批，整个北京的绿化隔离带改造停顿，一直到2000年后才重启。至2004年左右，地铁决定修到草桥，这里终于有了向中心城区看齐的市政设施。
而那以后，北京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土地价格飙升，拆迁成本越来越高。与全社会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同步的，是拆迁难度越来越大。
村集体—— 一只拧紧绳子的手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茂春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
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茂春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中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王茂春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
如今在草桥，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达到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过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
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被当作北京农村改造样板的草桥欣园，洁净整饬绝不亚于高档社区。
但，与草桥村毫无经济血脉关联的外来人口，如何能融入草桥村委领导下的“组织”？
这个问题，在2011年刚刚引发了一场冲突。而这一事件的根源，还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期合作项目。
草桥村当时引入开发商建设了20多栋住宅楼。后来，这家开发商倒闭，可却把有关联的物业公司留了下来。
牛放说，因为当初母公司资金断链，这家物业公司一直艰难经营，“他们与我们自己的草桥物业在一个大社区里，两边的绿化美化、治安都形成鲜明对比，它已成了草桥的一块牛皮癣，影响到草桥形象。每年冬天，我们甚至还要组织人给他们打扫积雪”。
一个突出问题是，这些住宅楼建成十几年来仍在使用临电，就是因为物业公司可以因此自己支配电费收益，而不足额交钱给电力公司。结果自然是断电频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小区又停电了。生怒的业主走出漆黑的大楼，发泄不满。“当时老百姓真生大气啊，搞不好就会干出出格的事情，区里当作紧急事件处理。”王茂春“心里特窝火”。在他看来，这块已经在北京新农村、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小有名气的土地，根本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我们的问题，但一说出去，都是草桥的事情啊。”
这次事件后，区政府决定由草桥居委会对这些住宅楼的物业实行托管。
王茂春为此专门给业主写了一封质朴而满含深情的公开信。他用大白话回顾了草桥村从《北京晚报》登载过的“京郊破烂村草桥”，直到如今的变化。“连续奋斗了二十年才把草桥建设成今天的模样，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在草桥生活和居住的人，都要感受到草桥的整体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实惠”。
“有业主说‘你们是为利益而争’，我感觉受到了侮辱。”王茂春写道，“我今天郑重发誓，草桥如若想在这家物业管理当中获得一分钱的利润，让我王茂春天打五雷轰。”
草桥物业公司贴出托管通告以后，原先的物业公司不肯退出，组织保安在门口拦路，其负责人甚至携带公章“蒸发”了。
“村委会驱赶物业”，一时间舆论哗然。十几天后接管工作开始，到去年5月底，草桥物业终于完成了全部接管。牛放说，每年冬季到来时，村委会都给草桥村的居民发大白菜，“以前住在华野的居民没有，现在也发。”
这件事让王茂春“耿耿于怀”，见到区委领导时，他还不断地建议，应重新理顺村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不然社区大门都不让进，‘组织’怎么管理？”
并不急于去掉“村”这个名称
“推进城市化，不能是城市为了扩张而强迫农民实现城市化。必须尊重农民作为城市化主体的意愿，维护农民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利益，要让他们成为参与者、受益者。”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这样评价草桥的实践。
“比起南方那些大体量的‘富裕村’，草桥还有差距。”王茂春说，不过他觉得，在大北京中的这个小村庄，实施有序稳固的管理，会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毕竟是中国的首都啊！要讲文明、守公德。”
“我们规定，村民不能光膀子上大街，草桥的老百姓不能开‘摩的’拉私活，路边不能贴小广告，不能有白色垃圾，不能有小摊贩。还比如，子女不孝顺就取消长寿奖等等。”牛放说，村集体的经济力量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他举例说，有一个时期，村管辖的区域内，“黑车”泛滥，村里就开通了免费的区域内电瓶车，村集体承担开支，很快就把“黑车”挤出了这个地区。
不过，随着北京城乡一体化继续推进，王茂春担心“村改居”以后面临的社会管理问题。
“前段时间，我在乡党代会上提出过一个意见，就是不要再用办事处模式来解决‘村转居’后的管理问题，要建立社区管委会，才能保持稳定。”他希望，在草桥这样的城乡过渡区建立社区管委会，就像亦庄开发区一样。“能在这个地方延续强有力的管理机构，无论它叫做村委会还是管委会。”他始终相信，只有“组织”能维护草桥的富足和平安。
“草桥并不急于去掉‘村’这个名称。”他说，一来村民的保障标准比市民还高；二来如果成为一般城市社区，目前行政与经济双线合一的管理手段就不复存在了，村民与“组织”之间就只剩下草桥实业总公司的股份关系。
王茂春觉得，有利于土地流转的低地价时期已经过去，拆迁成本日升，草桥继续靠土地做大，不那么容易了。
“一家五星级酒店、几栋写字楼，打造北京第二个国贸商圈。”这是2002年时王茂春曾经的设想。如今，一个又一个商业中心在北京四面开花，草桥才有一两座商业综合体。“有很多现实困难，比如拆迁不了，建设不了，但是一个国贸一样的商业区仍然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王茂春说。
他说，虽然，草桥能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可眼下的存量，仍然可以撑起他的梦想。
回迁安置房：西局村账本
回迁安置房都是高层塔板结合，可看起来就是低密度的高层板楼，地上27层，地下3层。“以前回迁房有1梯8户的，全阴户型。”武长军说，在得到资金保障的情况下，安置房都是一梯4户，户型几乎都是南北通透，“经过全体村民投票，选大家最满意的”
西局，自古人员混杂。丰台志上说，几百年前这里遍地镖局，又因在京西，所以得名。
在西局村村委会主任彭军的印象中，大约在1988年，西局的外地人多了起来。“开始是浙江人，倒腾皮夹克。”他说，随后各色人等接踵而至，生意涉及羽绒服、水产、建筑……
西三环中路从西局穿村而过。北京西站和六里桥、丽泽桥两座长途客运站就在村边。作为进京闯荡的第一站，1994年、1996年，西局外来人口连续冲上历史高峰。不过，总体上讲，那时1.64平方公里的西局村与西三环、南三环附近其他城中村的情形大体相当，北面有六里桥，南有石榴庄，沿南三环向东有木樨园、成寿寺……
“一运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2000年，第一个改变的机会来了。当时北京市政府决心大力推进始自上世纪50年代的绿化隔离带建设。模仿莫斯科规划而设计的“绿隔”，主要是为了防止城市各区域连成一片，实现分散而有重点的布局。
被称作“一绿”的北京第一道“绿隔”的建设起起伏伏。到2000年，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意见》以及相关暂行办法，提出在3至4年内完成60平方公里“绿隔”建设。这被认为是实现“绿色北京”承诺的重要举措之一。西局村在改造目录中。
改造政策下来，西局的村民们发现与以往大有不同。政策许可以农民合建房的形式搞房地产开发，所得资金用于区域内的各项建设以及解决村民生计。“就是政府不出钱，由村集体自己用土地搞开发。”西局村党支部书记武常亮回忆说。
根据后来出台的具体政策，用于农民搬迁上楼的自住房屋与上市商品房比例为1:0.5。也就是说，每建设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可以建5000平方米商品房出售，所得资金用于前者。
这项前所未有的政策既不同于国家征地，也和城市危房改造不一样。农民们发现，可以用自己的土地换新房子、搞开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几十个城中村都雄心勃勃，组建了村集体的房地产企业。于是，北京的“一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力度启动开发热潮。
“一运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武常亮说。
本来要求3年内完成新房建设，到了2004年拆迁还未完成。当时正是土地价值充分释放、补偿安置标准水涨船高的时候。“不是农民要价高，全北京都在涨，关键是没有社保、转工，另外村集体企业也给拆了。农民说，我没法租房收钱，种菜的地没了，也没地方上班，我吃啥呢？只有吃补偿。”彭军回忆说。
由于没有征地，而是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来重构地区面貌，用于绿地建设的土地虽然名义上归村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民们已经没法儿用它从事生产，成了“隐性失地”。直到改造启动一段时间后，才追加了每人3万元的转工安置费用。
“滚着滚着，钱就没了”
西局村先开发了4万平方米商品房，第一期每平方米3300元，二期涨到4750元。可是钱到了账上，三划两划就没了踪影。
比如，为了安置农民，村集体的绿化、防火、保安组织扩充迅速，开支大增。政府对绿化带只在第一年每亩补贴5000元，其后每年补贴120元/亩养护费。而维护数百亩绿化带的绿化队有上百人，每年开支近百万元。
总之，改造的种种支出都要从这“0.5”里出。“没有别的钱，而且时间越长，新生儿、新娶媳妇导致的人口增长越多，我们那两年就净增了2000多人。”武长军说，虽然市里也要求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可这种土地开发拿不到各种证，银行都不太愿意贷款。
在其他村子，由于市政建设不到位，村集体的开发企业甚至每月都要支付因无法通水电煤气产生的违约金。
“种田无地、上班无岗、参保无份”，重重矛盾最终都作用在资金链上，“咔嘣”一声断开了。
由于没有资金，西局村和多数其他“绿隔村”一样，采取了先开发商品房，获得资金进行拆迁，然后再开发、再拆迁的滚动模式。
“滚着滚着，钱就没了。卖商品房的钱全砸到拆迁、补贴农民拆迁过渡期的房租里。没钱到什么地步？就是继续建新房的钱一点儿都没有了。”彭军回忆说。
西局村的回迁安置房建设就这样无奈地止步。
到2003年前后，改造前景相当黯淡，容易拆迁的集体企业用地、耕地大多已“绿隔化”，西局的村民们剩下的是不多的宅基地，于是家家户户靠对外出租住房“吃瓦片”为生。村里有不到6000户籍人口，而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常年保持在5万多人，估计总数超过8万人。
“村民自建的房子就是这时越盖越厉害。”彭军说，有人把自家房子加盖到7层，一年收入60万元。村干部去劝阻，对方说得清楚：请你先把我的回迁安置房盖好。可这时，村集体连找施工队打地基的钱都拿不出了。
“人多垃圾就多。”当时彭军担任清淤队队长，每天6辆5吨重的垃圾车，要往返三四次，一天从西局村运走的垃圾就有100多吨。“清淤队30多个人，一个月开支就十几万元；垃圾运到填埋场，一吨给人家8块钱，还有6辆车的油钱、维护钱这一块，村集体一年要拿出上千万元。”
保安队开始是为了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而扩充，后来则被动增加人手。“因为，有恶势力，没有正当职业的外地人一伙一伙的，有的房东都不敢回家。”
村民们出租房赚了钱，可集体的财力哪里来呢？没有钱，公共服务、公共管理谁来办呢？彭军说，他那时还兼任两个菜市场的经理，到菜市场消费算是外来人口对村集体贡献最大了的。
可只付得起每月一两百元房租的人，能在市场里买什么呢？倒是每天市场关门后，扔掉的菜堆前总能吸引不少人。
城管、公安三天两头光顾这个三环边的小村庄。
杂乱孕育的只会是崩溃的能量。
“政府在我们块地上就不挣钱了”
2008年，乡农业公司经理武长军成为西局村党支部书记。“我先抓治安，解决外来人口问题。情况是好转很多，可不解决根本问题。根子在经济上。”
转过年，北京市宣布将启动50个市级重点村改造工程。其中，38个如西局村一样在中心城区范围内，其他12个则在新城范围内。原村域回迁的占三分之二，而所有的回迁都不出本乡域。
50个重点村改造，被称为北京最大的城乡一体化项目，将彻底消除北京城区的城中村。据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安家盛说，“一绿”中还有22.2万农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绿”128平方公里总面积中，也有近28平方公里的规划任务未完成。
此时，北京中心城区内的城乡接合部面积约753平方公里，分属227个行政村，区域内户籍人口约62万，流动人口约280万。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数据，88.5%的流动人口生活在这些城乡接合部的村落中。
就大北京来说，到2009年底，外来人口超过500万，占北京市常住人口近三分之一。而且常住人口以每年50万的速度增长，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型城市。
一些城中村都被冠以“北京的伤疤”、“最大贫民窟”等恶名，因环境卫生状况差、社会问题复杂、安全隐患突出引人忧心。在政府部门的会议中，此类城中村因历史渊源，往往被称为“挂账村”。
50个重点村改造，被赋予众多使命和任务，也承载着许多美好的期待。
武长军、彭军都曾考察过作为改造试点的大望京和北坞村，“钱是关键。”武长军总结说：谁出钱，如何分配改造中得到的钱，缺钱的时候谁投入……
例如海淀区北坞村，政府允许村集体自建回迁安置房，村民以“自主腾退”的方式节约了大量拆迁费。但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三级政府仍投入超过10亿元。
武长军、彭军和其他重点村的干部心情忐忑地被召集到市里开会，了解改造政策。
新政策依然诱人——回迁安置房与商品房比例为1:1，同时承诺社保、产业等诸多保障。与以往不同的是，商品房开发用地需上市招拍挂。
于是，出现了本轮西局村改造中最大的一笔利益账。
西局村附近的西三环中路，此前商品房售价在每平方米3万元左右，地价1.8万元以上。其中，一级开发成本约1万元。
“我们现在一级开发成本就达到了一万八九。”武长军解释说，由于安置房和商品房的拆迁成本都要由商品房负担，导致成本明显增加。目前在西局的一级开发成本中，约80%为拆迁及相关费用，社保等农民安置成本不到10%，此外就是安置房建设成本等等。
这样，如果上级政府还想获得与过去一样的土地溢价，土地价格就要在每平方米2.5万元以上。按照目前北京的情况，土建成本每平方米在3000元左右，税费及管理费等也在3000元左右。这样，新房的楼面价就要在3万元以上。
即使没有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这个价格也难吸引开发企业和购买者。
种种权衡之下，西局村的此类土地准备按照不高于2万元的价格上市，“相当于政府在我们块地上就不挣钱了。”武长军说，西局的这些土地将在近期上市。虽然楼市冷淡，“但我们觉得问题不大”。
目前初步确定西局地面上市的商品房面积超过42万平方米，市区两级政府为此减少收入超过20亿元。
安置房要建成高尚社区
10年前，政府对于“绿隔”改造的原则是不投入。如今为了抹去这些“伤疤”，付出巨大的隐性成本在所难免。
根据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数据，50个村共需搬迁建筑面积2900万平方米，建设农民安置用房约1500万平方米，同时整建制解决近13万人的社会保障问题。
虽将相关审批权下放到区级政府，但对于此次改造，北京市也有严格规制。比如，据丰台区相关负责人向《瞭望》周刊社介绍，对于土地价格的计算只包括拆迁、改造、社保等“硬性”费用，区里不仅不能获利，还必须有现金付出。
并且由于旧村改造成本巨大，若楼市进一步遇冷，区政府付出更大。
“在城市化建设中，要把农民的回迁房建设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说，“质量要放心、环境要舒心、周边秩序要安心，真正让百姓满意。”
新的西局村回迁安置房规划已经确定。已经开工的一期规划用地5.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设住房1596套。二期规划用地近5.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住房1687套。
回迁安置房都是高层塔板结合，可看起来就是低密度的高层板楼，地上27层，地下3层。“以前回迁房有1梯8户的，全阴户型。”武长军说，在得到资金保障的情况下，安置房都是一梯4户，户型几乎都是南北通透，“经过全体村民投票，选大家最满意的。”
在已经开工的安置房整洁有序的建设现场，《瞭望》周刊社记者看到，楼间距相当宽。“我们去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考察过高尚社区。”
另一个重要的借鉴是，回迁安置房一层不再附设商业面积，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些于生活无益、于环境有害的“小生意”。而在社区以东三四百米处，单独建造一个服务中心，作为社区的商业设施。丰台区领导介绍说，这种“5分钟步行圈”的社区服务设施布局，将成为丰台区所有新安置房的模式。
而高尚社区目标背后的保障，则是具有高尚品质的设计、施工、管理的阵容。设计单位是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曾完成过人民大会堂大厅和宴会厅大型钢梁设计、国家体育场“鸟巢”钢梁设计等多个著名项目设计；施工单位是赫赫有名的中建一局；管理团队则是创建过住建部“康居示范工程”的中筑置业。
2010年底，西局全村700多户村民全部签订了拆迁协议。村民拆迁顺利推进的背景是，2010年9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分行向西局村提供了34亿元贷款，用于支付农民拆迁款。“这次改造，是区里给担保贷款。”武长军说，这使银行将旧村改造视为优势项目。
如今，整个改造再次进入关键期。按照市政府“一年拆、两年建、三年全部到位”的进度要求，全部村民应在三年内入住安置房。
与所有城中村改造一样，一直受惠于“瓦片经济”的一些村民并不肯轻易放弃旧房。激烈时，进入西局的口子也被封堵，阻止工作人员入村调查。“不过村民拆迁还算好办的，晓之以理，都能拆迁，”彭军说，难的是“大单位不肯搬”。
在相关规定中，自住、租用、办公、生产等都有不同补偿标准。“也存在历史问题，土地是集体的，不能转让，所以都签了很多年的租约，和买差不多。如今，让这些单位按租赁走补偿，它们没处再找这么便宜的地方。”彭军说。
这“大单位”不动，安置房就动不了，农民就不能回迁，时间再拖，光补贴拆迁户租房，钱也有花光的时候。彭军这样算账。
历经十数年，政府财政积累，土地持续升值，种种条件与环境具备之下，西局村等重点村改造如今已棋至中盘。若想漂亮地终盘，就需要更大的决心与努力。
收编“流动大军”
流动人口管理与村民自治章程相结合，这是张仪村的创新。“这个做法的基础是村里雄厚的经济实力”
十几年前，一听说去张仪村，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大都会皱眉。那条仅有9米宽、坑坑洼洼的柏油路，让司机们宁愿拒载，也不愿“冒险”。
现在，群租的大杂院变成了规范的小区，路边摊贩被城市绿化带代替。张仪村成功“变脸”。
“对村民‘上楼’以后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是张仪村大变样的重要原因，其中流动人口管理的规范化至关重要。”张仪村村委会主任阎德义说。
处于北京市丰台区和石景山区交界处的张仪村，本属于北京城的“边缘角落”，但在2005年前后，这里容纳了7000多流动人口，而村民仅1200多人。
数百万流动人口，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挤压下，散落在北京城市边缘的城乡接缝处。对这部分人如何管理，一直令各级政府头痛。
如何在土地流转与人口流动中找到平衡点，也是张仪村反复思考的问题。
外来人口几乎是居民的6倍
虽然是农村建制，但张仪村的基本农田20年前就没有了。
“当时没人种田，大家都出外打工。”阎德义回忆说，“20年前，张仪村的定位以种菜为主，那时候一亩菜地收入几千元，可如果用这亩地盖房子，能挣几万、十几万元。”
张仪村从上世纪80年代起逐渐城市化，基本农田逐年递减。“但村里也没有特别好的企业，那时候一年人均收入才一两千元。”
阎德义1999年5月到村委会任职，2000年当上村委会主任。“我刚上任的时候，张仪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存款也就2万元上下。市政条件就更别提了。当时张仪村不通公交车。路就9米宽，从我小时候就有，只不过后来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因为缺乏维护，路面破损严重，一下雨最深的坑积水能没过轿车挡风玻璃。”
2000年张仪村自己拿出一部分资金，把路面拓宽到11米，铺了新柏油，同时做了排水工程，但因为后期没人管，也就没能维持多久。
“真正的变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张仪村路经过再次拓宽以后通车了。同时，村里设计了7条规划路，现在已经完成4条的建设。路通了以后，自来水、电、天然气也全部到位。公交线路也由过去的3条增至7条。”阎德义说。
路修好了，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
阎德义说，张仪村的流动人口最高峰出现在2004年到2005年之间，那时全北京都在轰轰烈烈地推进城区改造。
“有的地方动手比较早。我们地处卢沟桥乡最西侧，城里大面积拆迁，我们还没动，房租很便宜，一间房月租才60元。所以人流一下子涌进来。”他说。
2005年，张仪村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是7200人，还不包含临时周转居住的人。
2005年下半年，张仪村也开始拆迁了。“当时，丰台区委、区政府号召各村拆除大杂院，劝退无正当职业的流动人口，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我们拆了7个大杂院，每个院子都有三五百人。村民搬到楼里后，我们又拆了旧平房。平房全拆完，楼房房价已经很高了，现在达到2万多一平方米，房租也上涨不少，于是大部分流动人口迁到了更远的地方。”
阎德义说，目前张仪村共有505户村民、1430人，流动人口近两年都控制在3330多人。
数量控制住了，剩下这3000多人的管理依然是个难题。“出租房屋管理是焦点，一室多居、环境脏乱差等等问题，让小区居民意见很大。”
“上楼”后的村民自治章程
张仪村的第一批回迁房2005年底落成。经过三批回迁安置，大部分村民住进楼房。此时，原先的村民自治条例已经不适用了。无论流动人口还是本地村民，都缺乏相关制度约束。于是，阎德义他们打算拟定新的村民自治章程。
“2010年7月1日，我们开始撰写新的村规民约，核心内容就是怎么提高现有小区常住人口爱护资产的意识，怎样提高常住人口素质。”阎德义说。
他们做了几次调查，把村里老党员、老村干部、物业公司都找来征求意见。“初稿在9月份出来，我们又拿到乡政府民政、信访等部门征求意见。再把周围各村的书记、主任请过来，让他们全方位地提意见，最后才基本定稿。”阎德义说。
经过村委会讨论、村民代表大会投票，新的村民自治章程正式通过。这本小册子从酝酿到正式出台，整整用了半年时间。
村民自治条例里，主要从物业管理、社区化管理上对村民提出了要求。其中，有11种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比如，不能私自占用小区公共楼道，不能搭建违章建筑，不能在小区私设摊点，不能在小区公共空间晾晒衣服，不能高空丢弃物品等。”北京丰仪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阎德永说。
他是阎德义的弟弟，他所负责的物业公司归张仪村村委会管。
村民自治章程从2011年元旦实施，阎德永他们按照“11个不准”突击整顿。
“过去每家的东西都放门口，很多草坪都被改成了私人菜园。那次突击整顿时，我们挨家挨户下通知，组织了30多个人，结果没有一户发生冲突，有的老百姓提前就把废物收拾好了。”阎德永说。
阎德义认为，这说明大家对新的村规民约还是认同和信服的。“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小区里没有一家在外面随便晾衣服的。我们管理非常严，发现一个没收一个。”
物业公司这样的管理力度，又能够不跟住户发生冲突，除了村民自治章程这个制度保证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张仪村“违规的代价太大，守法的好处太多”。
“凭一张口管不了人。我们的物业管理跟村民福利直接挂钩。”阎德义说。
“老百姓的福利待遇在张仪村是逐年提高的。”他说，“前年村里在村民福利待遇上的投入增加了500万元，去年增加了550万元，这其中就包括了取暖费、长寿金等等。”
“违反村规民约的，第一次由物业公司说服劝阻，不听的下整改通知，再不改的物业公司把单子转给我们，到年底我们酌情扣减那户的福利待遇。”
阎德义说，从去年1月1日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单子，“大部分老百姓很自觉。”
阎德义还想设立一个“无违章记录遵纪守法奖”。“有时激励比惩罚更有效。”他说。
当流动人口遇到村规民约
有了制度可循，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小区内的流动人口纳入物业管理体系。
“2004年、2005年时，我们对流动人口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那时候没有清理劝退一说，村民自治章程也管不了他们。”阎德义回忆，“流动人口管理真正走入正轨是2006年以后。”
他说，“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当时建立了一个流动人口信息平台，成立了流动人口管理站。但是由于只能靠入户抽查完成数据更新，所以流动人口数字总和实际有出入。”
“现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实行的是网络平台动态化管理。”阎德永告诉《瞭望》周刊社记者，“在我们管的区内，所有流动人口都要入户注册登记，跟人口普查类似。我们把全村流动人口摸了一遍底，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家庭情况基本都清楚，保证做到‘走一个销一个，来一个入一个’。”
尽管已经有了网络平台，丰仪家园物业办公室还保留着一排吊在天花板下的“卷帘”。1～12号楼每楼一幅，其实就是一张租户图表，要查看租户信息就拉下来。
后来他们花十多万元安装了电子触摸屏，现在小区所有流动人口信息都纳入信息平台中，信息随着手指点触轻松调出。
信息平台搭好，但租户搬进搬出，一次摸底不能一劳永逸。如何让他们和村民一样受到村规的制度约束？
阎德义他们想出的办法是，流动人口管理与物业服务挂钩。
“出租房屋每年增加比较快，我们就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迁到物业公司。再成立一个12人的综合治理办公室，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紧挨着。”阎德义说。
承租人进入小区3天内，就会被督促拿着有效证件，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填写审核登记表，其中要有正当工作的证明，流管站还备有身份证真伪鉴别仪器。
综合治理办公室要入户进行房屋安全检查，一室多居不被允许，符合要求才能办理入住手续并备案。
之后，承租人就可以享受与村民同等的物业服务，包括免费停车、免费使用小区的中水等等。但如果违反了村民自治章程，或者租户没有登记，就不能享受这些福利待遇了。
“维修接待中心和流管站的网络是联通的，住户要求物业公司提供服务，首先要验证件，和当初登记的信息不一致，物业不提供服务。流管站设了5名专职人员，更新和核实承租人信息。”阎德永介绍说。
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任务，一是督办村民自治章程，二是留意每个楼区租户搬进搬出的情况。
流动人口管理和村民自治章程相结合，这是张仪村的创新。“这个做法的基础是村里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奖惩，口说无用。”阎德义一语道破玄机。
从地下小旅馆到社区活动中心
另一件和流动人口有关、又让阎德义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前年张仪村对村集体物业所有地下空间的清理和开发。
“过去这些地下空间都出租了，不仅形成巨大的安全隐患，而且给社区环境和住户和谐带来诸多影响。一些租户出门就乱扔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阎德义说，“其实，村集体靠这个也就收了一二十万块钱，结果搞得整个社区百姓意见很大，很不划算。”
有一次卢沟桥乡领导来张仪村，建议村委会把村集体物业的地下空间改成社区居民娱乐健身场所。阎德义很受启发，三个月内清退了租住在地下空间的320人。
经过整理，2010年10月，地下空间重新启用，设有免费的棋牌室、乒乓球台等，还有图书馆。“现在投入使用的面积是320平方米，2012年打算再扩建300平方米。”
“活动中心每天早上8点开放，开门前就有人等着了，老人们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地方。”
“清理地下空间，政府要做，更需要社区居民的支持和拥护。”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说，“告诉居民收回来后的用途，居民就会支持，政府抓这项工作的底气就会更加强大。”
张仪村流动人口管理的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阎德义自谦地说：“没法全照搬吧。因为村与村的环境、条件等不同。福利待遇如果不到位，光拿嘴制约，恐怕还不成。”
他说，离他们比较近的丰台区岳各庄的做法就与张仪村不同。“我们是社区化物业管理模式，他们是公租房模式，把所有的房源都收过来，交给区房管局统一找承租对象，包括整租给某个单位做宿舍。岳各庄的房子都是新的，这样做就可以，但这个模式在张仪村就行不通。我们的小区建立早，新房源可以借鉴，往回收老房源就比较难。”他说，他的意思是面对的问题是共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这也是区委领导反复强调的。”阎德义认为，这就是鼓励基层去创新。
说到张仪村的未来，他很有信心。“还有3条规划路没修好，2012年要全到位，5月份开始建设最后一批回迁房，2013年5月份，所有的回迁房安置要画上句号。2012年我们还要完成撤村建居，以及36万平方米产业园地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
“到那时，张仪村就没什么着急的了，每年坐收2个亿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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