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教社网站上的一则致歉信再次引起了公众对教科书质量的关注。人教社在致歉信中这样表达：“教材出现错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应该的。”这也是大多数批评者所持的观点，教材绝对不能出错。网络上也有相对宽容的观点，将错误分成“知识性错误”和“技术性错误”，并坚称前者不可原谅，后者可以包容并改进。
事实上，近年来对教科书质量的批评不断，从内容到选篇再到细节，分析来看，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批评语文教材的多，批评自然学科的少；批评编者和出版方的多，批评使用者的少。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源于语文学科作为母语学科，让公众更有底气，实际上，作家和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专业，对教材的批评不建立在学术化、科学化的教科书研究专业基础之上，而随好恶进行随意批评，并不可取。
另一方面，人们一般会自然地认为，自然学科本身就是科学学科，其出错的可能性要比人文学科几率低。实际上，不管是化学还是生物，从历史角度看，随着时间推进，之前的教材在学识上也会存在知识性错误，比如对空气成分的认识、对宇宙世界的认识，例如“九大行星”还是“八大行星”的问题。
再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教材编选队伍的组织权在出版社，而出版社选聘人才时不太可能直接从教育专家或一线教师中选拔，最多是让一部分名师、教授来牵头组织编写。问题是，这些名师和教授往往并不了解一线的学生，更多停留在自己的学识见解和研究成果基础上，造成了教材离一线、离孩子很远。这引发了社会人士对编者和出版方的大量批评。实际上，认真研究师范大学的教材教法等学科内容，认真阅读教材的前言和教师用书以及课程标准，随处都可以见到一个常识性的表述，那就是教科书不过是教学的工具，教师必须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选择，使用者本身应该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使用，当然包括纠错这样的事情。
人教版语文教材出错，该致歉的绝对不止人教社。
其实，教科书编选过程中，应该严格区分“实验版”、“修订版”、“正式版”，同时更要明确不同版别之间，出版者、编写者、使用者不同的责任。从1898年至今的新式教科书发展历史来看，凡是再版的教科书都有修订和改正的痕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错误出现是出版者、编写者、使用者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出版方不妨建立一种纠错机制，将社会人群等引入教材的纠错，以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
另外，自古有“尽信书不如无书”，当整个社会包括教师都盲目迷信权威，迷信教科书，我们的教育可能会缺失质疑的精神。对于教科书，少出错、不出错应该是出版者、编选者的自觉，但是对教科书及知识的质疑，才是教书者最应该教给学生的。没有质疑，只有一味的接受，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缺失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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