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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挽救人类生命财产的红树林已处在濒危边缘

2011-10-20  来源:中国环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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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摩罗科国家公园的红树林__摄影Mark Godfrey

  1999年10月28日晚,经济学家苏达米妮·达斯和她的丈夫在他们印度德里的公寓中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视机。天气预报表明,一团已经在印度洋中闲逛了一个多星期的风暴突然改变了行进方向,这团风暴经过孟加拉湾的微热区域后已经正式升级到飓风强度,开始向这对夫妇的老家奥利萨邦地区挺进。而此时,达斯的母亲和两个兄弟还住在那里。

  次日,这股超级飓风正式登陆,风速达到每小时250公里,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5级飓风的指标。飓风携带着8米高的巨浪,吞噬着它所经过的一切。大约有27.5万栋以上的房屋和167万条未能及时避难的生命将受到巨大威胁。奥利萨邦是印度最偏远贫穷的地区之一,在飓风来袭时,该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一部不好用的电话,一台相当有年头的电报机和从来都不靠谱的邮政服务。那一夜,所有的消息都匿迹了。

  一切都在表明,这次飓风是有史以来最为凶猛的飓风之一,它带走了9893个人的生命。当地的环境学家将这次灾难作为生态道德的活教材。印度《时代杂志》则将灾难引发的罪魁祸首指向当地的村民,因为这些村民将该地区的红树林砍了个精光,使本地红树林的平均宽度从1944年的5.15公里减少到了1.2公里。

  科学家们早有推测,繁茂的红树林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避风港,更能为沿海居民抵御飓风大浪的袭击。奥利萨邦飓风到来之前的几个月,一则科学分析已经精确地揭示了红树林构成的防风带能够多么有效地抵御巨浪的袭击。红树林能为人们带来太多的益处,比如清洁水资源,减少水土流失,滋养鱼苗,兴旺渔业。生态学家甚至推断,如果保持红树林原封不动,它们价值将超过将其移至水产基地或景观海湾区。

  有人说:“以上说法看来很有道理,但缺乏科学依据,一切都只是美好的想法而已”。的确,没人知道红树林的存在与否是不是通往另一种结局的钥匙。这些让人头大的问题,让苏达米尼在经济增长研究所工作期间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因为可以用来做参考的数据根本就找不到。

  又过了10天,一封电报让达斯终于长舒一口气:她的家人还活着!两个月后,达斯和她9岁的女儿带上厚厚一沓笔记本和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登上了开往飓风受灾地区的火车。

  2000年1月,苏达米尼·达斯来到奥利萨邦,这里的许多公路都已被摧毁。为了从当地政府官员和居民口中收集相关的研究数据,达斯和女儿经常徒步行走于村庄与村庄之间。达斯决定将精力集中在两个相邻的受灾村落,马哈卡尔帕达和拉纳加尔。

  以前,马哈卡尔帕达村也曾经拥有过长达10公里的沿海红树林,但是受灾前几乎被砍伐殆尽,只剩下了不到800米长的林子。相反,拉纳加尔海岸的红树林在1975年就被定为野生动物保护区,更在1988年升级为国家公园。

  达斯走进几乎伐光红树林的马哈卡尔帕达村,这里四处可见被卷起的树根和被卷飞房顶的泥土房。一个50人规模的社区在风暴到来时藏身于一座混凝土房中并避难成功。与达斯交谈的一个小男孩描述了风暴来袭夜晚的情景:当时他与家人正在家中玩纸牌,这是一桩建在高处的混凝土房,有人发现房门外好像有水声,便过去看了一下,才发现房子已经被海水淹了。达斯说:“这家虽然没死人,但他们失去了一切。”

  达斯收集了400名受灾村民的伤亡、房屋与财产损失、家畜损失情况。还对收集对象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包括他们的就业状况,文化程度,所处社会阶层状况等。

  2009年,达斯与经济学家杰夫·文森特在《美国国家科学学术进展》中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明确写道:红树林确实能救命。在海岸线深入10公里的范围内,平均每两个村庄中就有一个被毁;如果当初将剩下的红树林全部砍光,那么死亡人数恐怕要高出目前的3倍。尽管红树林对海啸带来的巨浪袭击防御值还不能确定,但其针对热带风暴强大的降低伤害效果已经显而易见。风暴来袭前,该地区砍伐掉的27万亩红树林也许卖出了6700万美元,但如果这些红树没有被砍掉,那么将至少挽救8000万美元的人身财产。

  科学家们将达斯的研究成果作为近期证明红树林不仅能救命,还能拯救财产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海啸与飓风帮助一些国家重新认识到红树林的益处,并着手开展手红树林的恢复项目。

  菲律宾政府制定计划,目标是恢复其国内1/4已被砍伐的红树林。海洋生态学家斯伯丁介绍:在菲律宾,成千上万村民共同加入到采集树种和种树的活动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TNC已在全球许多类似的红树林恢复项目中做出了努力,包括在印度尼西亚的宾杜尼海湾和巴拿马的波卡斯德尔托罗。

  但是,即使是在今天,保护生态系统以保存其对人类的益处这一理念,仍然和传统的为濒危物种建立保护地的方法,以及将生物多样性热点设为保护对象的理念针锋相对。许多人对以价值衡量自然一事仍处于完全无概念的状态。

  TNC首席科学家皮特·卡瑞瓦解释说:“如果保护学家只关心物种的死活,那么他们迟早会面对物种和人类利益之间选择的困境;相反,如果最早的出发点便是为人类福祉着想,就永远不可能将自己困在这种死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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