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关村IPO的企业有24家，而硅谷IPO的企业只有一家；在2010年，硅谷上市企业有11家，中关村上市企业则有39家。“我到美国去，只要一说出这个数字，美国人都很吃惊。中关村去年一年到纽交所及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就有13家，美国人不光是对13这个数字吃惊，对每一个上市的公司个体都表示肯定。”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从这点来说，中关村的创新活力远远大于硅谷，也大于全球其他高新区，堪称全球第一。
在王德禄看来，一个园区是不是创新，要用更多的创业来感觉，创业企业数和上市企业数是衡量园区创新能力的最重要指标。王德禄说：“每年新增创业企业数越多，说明这个区域的内生发展能力越强，经济发展后劲越大。硅谷每年诞生1.2万~1.5万家企业，死亡近1万家企业，净增2000~3000家企业；中关村每年诞生3000家企业，死亡近2000家，每年净增1000多家，这些创业企业正是日后一批批大公司的雏形与前身。”联想最初创业也不过几个人、20万元。当初王文京、严望佳是“背着书包一派学生模样”，今天都拥有“一大片房子”和一个知名的企业。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对此感触良多，直到今天，发现了优秀的创业者，他甚至会亲力亲为帮助他们到中关村来。张景安认为，能不能吸引一流人才决定了中关村是否有竞争力，因此，一双能够识别像比尔·盖茨那样创造奇迹的创业者的慧眼比腐朽的管理思想和僵化的人才指标更重要。
孵化器、一站式服务、局部优化环境等是政府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服务型政府的体现。然而中关村近几年创业成本不断攀升，很多企业家认为缺乏草根创业的环境。创业环境受限，将会影响中关村持续创新的活力。
对此，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表示，“如果你想找当初电子一条街上那种小平房的创业环境，的确是不可能了，但不能因此就说中关村没有创业环境了。而且，那个时候电子一条街上那些破烂的小平房，每平方米日租金已经达到1元了！现在的确整体创业成本提升了，但这是普遍性的问题，不说明中关村不欢迎创业。中关村那么多楼宇、那么多孵化器、那么多大学科技园，就找不到企业办公之地？中关村有多少企业就是从一张办公桌开始起步的！”
王德禄则认为，如果现在一个创业者把自己的家当都花完了去创业，这是不鼓励的，那种依靠自己投入资金滚动发展的创业逻辑已经过时了。创业者必须从创业开始就有天使来投资，烧的是别人的钱。中关村天使投资环境很不好，很难以这种模式支持大量创业者去创业。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创业者改变想法，在创业之前就尽可能地去找天使投资。
“创新创业是中关村的灵魂，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放弃，尤其是创业。实际上通过创业来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是最有效的途径。”在赵慕兰看来，中关村代表了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机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市场需求层次非常丰富。创业者只要抓住一个细分领域的细分市场，就有可能创出一番天地。中关村技术源头也多。技术源头想在市场上找到位置，第一脚就会踏进中关村，其实就是在找市场的机会。
“中关村既然强调创新创业是灵魂，那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宣传力度就不应该减弱。”赵慕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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