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技术两个“红利”的消长、波动，正是理解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关于创业、创新以及发展TMT领域（如人工智能等）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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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4、5级的北风里，在一家孵化器就职的吴小姐正费力地蹬着颜色鲜艳的共享单车。她小心翼翼摸了摸包里的辞职报告，这份报告已经打印过三次了，昨天晚上，她终于下定决心，把报告装进了背包。
在她身后，盛极一时的中关村三大电子卖场“海龙”、“鼎好”、“太平洋”早已人去楼空，和吴小姐的职业生涯一样，面临着阵痛和契机。
吴小姐之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干行政，2015年，全民创业的热浪席卷过来，当年夏天，她也毅然放弃了体制内的清闲工作，投身到了“孵化器”大潮中。全民创业的风口下，多项优惠政策措施和资金的直接帮扶，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创业咖啡馆和孵化器，吴小姐加入的孵化器也是雨后春笋中的一只。
“可是最近半年都发不出钱，我要辞职”，吴小姐使劲捏了一下刹车。
200多米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以前叫“海淀图书城步行街”，在2015年5月之后，租金飞涨，数十家孵化器和创业咖啡馆争相开张，有不少创业者干脆就住在咖啡馆的沙发上不走，期待着一杯咖啡换来千万投资的奇迹。然而，一年不到，报纸的大标题登了出来：“中关村的咖啡凉了”。
同样的情景在全国各地上演，过去的一年里，这些曾经的“雨后春笋”是第一批倒下的创业先锋：上海八六三软件孵化器两股东退出，挂牌转让股份；深圳“地库”在年初转让；红极一时的孔雀机构倒闭；联合办公空间Mad Space宣布破产。
大批孵化器、创业咖啡馆的倒闭、闲置，令人对中国近一年创业投资形势有了“一叶知秋”的敏感。2016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共发生3,683起投资案例，同比微升6.9%，其中披露金额的3,419起投资交易共计涉及金额1,312.57亿元人民币，仅比2015年多19.23亿元人民币，平均投资金额仅有3,839.04万元人民币，已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
似乎，“风口上飞猪”的豪言也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2016年5月17日，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内，3W、车库等咖啡社区型交流平台为创业者提供创投交流环境。
一个焦点
人们常常把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兴起的创业潮，命名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创业潮”，和乡镇企业林立、下海潮不同，和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创业潮不同，第四次创业潮主要由移动互联网和大众创业组成，人员的构成更加知识化、专业化，而华尔街精英味道十足的中国投资人，也伴随这一浪潮大举而上——他们共同瞄准了TMT（电信、媒体和科技）领域的商业价值，无论是早期投资，还是PE投资，TMT领域的创业公司瓜分的是上百亿、上千亿的资本蛋糕。
TMT领域的投资回报数据相当惊人。自2003年至2012年，除去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2004年以及经济危机的2008年，国内TMT行业几乎长期保持了70%以上内部收益率，最高值达到124.9%。
2015年，受到经济形势影响，TMT行业的IRR和投资回报倍数有所下降，但2016年上半年，各项数据又开始回升。虽然十多年间TMT行业收益波动很大，但其内部收益率和其他行业相比，依然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TMT领域的大量投入，背后折射出了世界经济的风向，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巨大急迫性。
2017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衡量新旧供给的一个标准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就是别人没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价比竞争力更强。只有靠创新，才能提高产品质量”。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人工智能”也佐证了技术对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早期投资的高度集中，也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大众创业”的动力和想象力——催生的创业灵感、实践依然十分集中。首先是创业投资高度集中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三大经济圈内，以2016年的VC市场为例，河南、陕西、海南、重庆、江西、吉林、贵州、云南等17个省份，投资金额相加为54亿元，还抵不上广东（除深圳）一个省的投资金额（57.85亿元）。
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牢牢占据了投资市场的半壁江山。其次，对技术的大量学习、开发，常常是从事理工科研究的人的专利，其他领域和专业的人，很难享受到创投圈的青睐和红利。在一波波的投资融资并购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创业成为了大都市里理工精英的拿手游戏。
而对于投资人来说，“躺着挣钱”的好日子也一去不返。在参与私募股权投资方面，角色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传统金融机构中的保险、证券、信托公司均已实现了作为GP（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基金的夙愿。银行设立投资功能子公司进行投贷联动试点也在2016年4月份启动，银行系创投“国家队”正式亮相。
“大佬们”也开始作为战略投资者登场。此前，“BAT”、复星、海尔、联想、北京等公司通过单独设立投资机构CVC模式介入资本市场；2016年，更多的战略投资者则通过企业“直投部”进行投资，其中有60%的投资方为上市公司，如京东、科大讯飞、美的集团、五八同城等；像滴滴出行、51信用卡、菜鸟网络、今日头条、罗辑思维为代表的创业企业也开始参与股权投资，都希望以投资的方式来获取外部技术、弥补自身产业链上的劣势，增加竞争筹码。
这些战略投资者既有强大的产业背景，又具备一定的资本运作能力，对传统的PE机构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
两个红利
北京，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这座建成于1988年的弧形建筑，3月6日早上挤满了焦虑的记者。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在这里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官员就“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减缓、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成为不少经济专家、投资人的共识。自2012年起，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二三百万，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口流动速度的下降，导致了城镇化速度的减缓。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城市劳动力的缺乏，对拉动GDP的三驾马车来说已是吃力；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消失，而“技术红利”才刚刚开始。中国制造业整体上技术和资本积累不足，原始创新面临十分高昂的成本和巨大的风险。官方机构在去年9月份权威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蓝皮书(2016)》指出，在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制造业综合成本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全球制造业布局逐渐调整：跨国公司制造业生产呈现向发达国家加速回流趋势，同时，全球制造业正在加快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转移。前者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衍生的成本红利，后者是低成本国家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产生吸引力——中国制造业正好夹在两者中间。
这两个“红利”的消长、波动，正是理解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关于创业、创新以及发展TMT领域（如人工智能等）的钥匙。全球制造业转移的趋势和走向与国家前途命运关系紧紧相连，成本结构的变化并不是问题核心，全球制造业大迁移背后的真正动力，正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优质劳动力要多，技术要高、精、尖——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替代越来越匮乏的人力劳动力，核心技术的挖掘带来工业制造的高端化、专业化，这样才能使中国工业尽可能地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形成从制造材料到销售通路的完整生态系统。
一些投资人已经前瞻性地预测到两个“红利”带来的效益。明势资本的创始合伙人黄明明早在2014年便开始布局人工智能，和其他投资者不同，他专注于制造业核心技术领域，坚信“科技改变生活”。
在他看来，“唯一能穿越经济低谷的是技术革命”，“如果我们这些工业制造企业不升级换代，几年内可能有80%会倒闭。”黄明明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我不相信所谓‘黑科技’，我们关注的是那些真正有希望为中国产业升级做出贡献的企业”。去年一年，明势资本投了40多个项目，超过2014、2015年的总和。
嗅觉灵敏的记者们十分关心国家接下来在“双创”领域的举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表示，“国家已经成立了推动“双创”发展的部际联席会议，由发展改革委牵头，28个部门参与……大中型企业也推动设立创新创业平台”。宁吉喆也从五个方面列出了措施：政府放权、强化服务、聚焦核心技术、培育新动能、升级传统产业。
三个“挑战”
工业文明时代中，工业制造产业的残酷竞争，是各经济体无可避免的宿命。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未来是和制造业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只有把眼光放到全球制造业经济发展上，才可能真正观察到中国创业投资市场的前景和挑战。
中国是在2000年之后承接起全球制造业的转移，“BAT”、海尔、联想、华为、中兴、小米、富士康等品牌逐渐成熟，中国的制造业也形成了自给自足、代工或自营的体系。2013年9月，英国 《金融时报》首度称这些制造体系为“红色供应链”，虽然整体利润较低，核心技术尚待提高，但体系的优势不可小觑。
中国供应商凭借规模完整、庞大的供应链、可靠的速度和友好的价格，成为外国品牌首选的合作伙伴。对于欧美日韩这些制造业强国来说，“红色供应链”亦敌亦友，它既是物美价廉的供货保障，也是自带弹性和创意的竞争对手。
但随着工资、技术效率、能源成本、利率和汇率，以及其他因素复合叠加的作用，“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的图景已经不再是欧美日高成本、拉美东欧亚洲低成本了。
除了国内劳动条件的改变如“五险一金”实施、游资增加、物价上涨等绝对性因素，自动化程度、组织效率和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相对变化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自动化程度和组织效率的提高幅度没能高于劳动成本的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正在消退。
而且，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等技术的日趋成熟， 也使得供应商发展模式没有优势可言，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都正在把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迁回欧洲、美国。这也是《中国制造2025》所期待的改变：效仿德国关于智能制造的“工业4.0”计划，确定了10个中国要在国内市场占主导地位、且应当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领域，包括机器人、先进医疗技术、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等，来夺回中国的制造业话语权。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人工智能、云计算、芯片等TMT领域的核心技术，依然是欧美占有大量知识产权和先发优势。美国现在已退出不少制造领域，专攻标准和技术。
日本目前也在按照这一路径前进，3D、4K、量子点等技术都是日本公司的“绝活儿”。3月8日，中兴被裁决需要向美国政府支付8.92亿的罚单，这一新闻背后透露出来的，还是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实。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先进的制造业要求大量专家型技术人才。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显示，制造业将成为全球经济领域受技术人才缺口影响最为严重的领域，到2020年，位于中国的企业共需要1.4亿高级技术人才——较中国国内具有合适资质的可用劳动力人数多出2200万人。
这一数据的支撑，一方面来自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每年应届生的比例，一方面来自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
第三个挑战则来自于内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区域经济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将加剧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的断裂。而全球经济环境也在变得严峻：随着增长放缓和竞争加剧，海外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态度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转向强硬。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驻北京的祖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表示：“许多在中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对不平等竞争环境较为容忍的企业，现在在这种新的较低增长环境下，耐心越来越低。”
对待挑战，一些投资人并不乏信心。千乘资本的创始合伙人熊伟，一直相当看好产业互联网，“发展产业互联网，是和供给侧改革一脉相承的”，产业内部的互联网化、数据化，将解决成本和边际的问题，使企业达到“按需生产、定制化生产”的目标。
而智能化方面，熊伟认为我们和欧美的差距没有想象中巨大，且数据收集方面也具有不小的优势，“我们的人工智能在这一波发展上和国外几乎是同步的”。越来越多在海外求学、工作的专业人才，也更多地寻求在国内发展，“我是很乐观的”，熊伟笑着说，“和产业互联网一样，经济转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难度更大，周期更长，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值得期待”。
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这是一个化蛹成蝶的转型升级过程，既充满希望又伴随阵痛”。伴随着“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号召，经历了寒冬、阵痛的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在蛹壳里暗暗积蓄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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