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中，没有他的词条；《中关村，激情燃烧的岁月——第一代科技创业者风云录》书中，也没有收录他的文章；用搜索引擎搜索他的名字，除了他逝世百日的追思会通知，有关他的链接，也寥寥无几。
他，这个低调得仿佛“隐形”的人，却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之一，也是北大方正的创办人之一，是他，让铅与火的排版技术成为过去，让王选教授的“激光照排汉字系统”在他的手里打开销售渠道得以推广，真正实现产业化。随着一个又一个新中关村人的走出，第一代中关村人的创业史，似乎已慢慢被公众淡忘。不过，这段历史和楼滨龙这个名字，却永远不会被抹去。
中关村不会止步
2012 年3 月26 日上午，中关村第一代创业的老友们集合在翠宫饭店，为楼滨龙召开了一个简单的逝世百日追思会。纪念这位大家的老朋友，追忆大家创业的峥嵘岁月。
吴明瑜、于维栋、林京耀、张志宏、李国光、段永基、陈庆振、王德禄、晏懋洵、陆永基、王思红、张本正、戴焕忠、王永民……这些当年的“创业领袖”怀念起逝去的老友楼滨龙，难免唏嘘，但是，大家还是充满信心与力量，对中关村，也对整个民营企业的发展。
忆起老友和当年的创业岁月，大家都激动不已。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监事长、北京创新科技研究所所长彭树堂回忆说，2011 年12 月17 日他正在大连理工大学参加纪念钱学森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得悉楼总去世的消息。忆及2005年12 月楼总、李国光教授、耿燕和他四人前往宁波、温州、佛山、惠州、东莞、深圳等城市对民营科技企业调研，当时楼总身体尚健，孰料人生无常，归路有期，为寄托哀思，当即草拟手机短信，形成“滨龙尽瘁”悼诗发送以志念：
滨海同行调研路，龙归寒天楼空人。
尽诚北大创方正，瘁力中关献英魂。
北京京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洪德因为未能赶回北京，他特地写了一封信，献给楼滨龙，也献给在座的所有老友。信中说：
两年前，正是柳绿杏花开的清明时节。我专程从深圳回京邀请老朋友在中关村春天酒楼聚会。大家在一起相聚，共忆当年创业的情怀，回顾伴随改革大潮所经历的三十年风风雨雨，都十分珍惜那一份真情和友谊。那一天金燕静坐着轮椅来了。楼滨龙已患重病，抱病也来了。老楼是从北京大学最早走出来的创业者，他为推广和转化创新成果，与王选教授结成黄金搭档，创建了北大新技术公司（现北大方正）。在他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创业成功之后，不计名利淡定淡出，表现出第一代科技创业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当时老楼说他正在写创业回忆录，信奉说真话，写真情，不溢美不诿过。我们作为第一代中关村创业者历尽了坎坷，应该说我们中间成功者、不成功者，甚至失败者都共同书写、见证了中关村的发展和创业辉煌。在聚会上，大家都互道珍重，祝福健康。
后来我几次从南方回到北京，但老楼已经病得很重了。我专门去他家看望，他一直以乐观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疾病。
去年年底，我回京参加昭广市长主持的《铺路石》一书发布会时，才知道老楼已去世了，我深感悲痛。老楼胸襟坦荡、刚正不阿，崇尚说真话，做老实人，待人真诚。在老楼去世百天之际，我深为失去这位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惋惜。我们第一代创业者相会春天酒楼的合影，成了我们永久的纪念。他对中关村的热爱，他的真诚、与人为善的品质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大家说，楼滨龙就是中国的“乔布斯”。2011 年，乔布斯走了，楼滨龙也走了。乔布斯的去世引起全世界为之震动，也引起中国方方面面的反思；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乔布斯”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而在最可能出“乔布斯”的中关村，制度环境却比硅谷相差很远。中关村，要走的路还很长。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感慨道：“我们的改革远未成功，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远不完善，我们不能停步，还要发扬中关村精神，还要推动。”
中关村不会止步，创新不会止步。
“要当大款的，就不要来了”
追忆楼滨龙，就必须要从上世纪80 年代谈起，那个年代对楼滨龙来说是一生的转折点，对中国亦是如此。
当中央提出将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悄悄吹进了校园。各大高校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向市场、推向社会，促进经济发展。
但当时的高校，都或多或少有经费上的困难，做课题、去外地开学术研讨会，甚至连使用计算机都要向学校交费，费用从课题经费里出，如果没有钱，就无法深入地搞科研。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学校就需要更多横向创收。
1984 年11 月5 日，北大科技开发部应运而生。
当时，北大规定各系一律不许创办公司，校办企业的创办任务自然而然落在了科技开发部。
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动员当时北大横向创收成果最大的楼滨龙说：“我们北大现在就缺乏企业家，你下海试试。”于是，1985 年10 月15 日，北大宣布成立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决定聘楼滨龙为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黄禄萍、黄晚菊为副总经理。北大并没有为企业注入资金，只是提供3 万元的开办费，并由学校财务处负责公司财务的报销手续。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是给公司3 万元的现金，而是提供一个可供支配的最高额度，由运营企业所产生的费用，须填写报销单，经由楼滨龙签字后，从公司在学校财务处的这个专用户头报销。这与1988 年清华大学为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提供150 万元的启动资金相比，实在悬殊，异常艰苦。
于是，在北大未名湖北岸的健斋一楼，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开始运行，它就是北大方正的前身。
虽然国内从1958 年开始就有校办工厂，但是，作为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是全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校办企业。和当时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一样，创办处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响应国家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号召的同时，又解决了学校科研与教学的现实问题。
北大科技开发总公司成立后，开发部从学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系筛选科研成果，相中了王选教授领导的计算机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项目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究成果。当时总共只有3万元的开办费，公司要运营，就必须考虑收入来源，考虑如何生存下去的现实问题。
1986 年春，北大科技开发总公司组建汉字字模开发部。为了做字模，公司在马连洼以每月50 元的租金租了一套民房作为工作用房。北大职工子女、马连洼村农民子女都被拉来工作，甚至“到马路上去找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比如安徽的小保姆”。这样，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字模工作组成立了。
在开发字模的同时，北大科技开发总公司也接一些科研工作来做。“赚的都是小钱，一个项目也就万儿八千元的，很苦，压力也很大；万一项目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1986 年6 月10 日，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发放了1600 元的上半年奖金，奖金名单上总共有7 个人。楼滨龙和黄禄萍250 元，其中还有150 元是补上一年的奖金，副总经理黄晚菊400 元。北大方正集团原总裁晏懋洵回忆说，“那时北大刚评的教授是220 元，副教授大概是170、180 元。老 楼经常跟我们讲，我们比刚评的教授或副教授拿得高一点就知足吧。可是当时我们一年为学校净赚几百万。”
楼滨龙一直对所有参加创业的人说，“我们这是一个大舞台，办企业，就要有责任，想当大款、挣大钱的，就不要来了。”
1986 年2 月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六号文件，要求各高校办公司在名称中不要冠以学校的名字。因此，1986 年8 月21 日，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在运行了近一年之后，才办理了工商登记，正式注册公司名称为“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法人代表为楼滨龙。
为了能够进一步缓解生存压力、实现原始积累，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在成立之初也参加过中关村计算机销售的淘金大潮。公司下面成立了“北达科技服务部”，于1987 年7 月21 日在海淀工商局办理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全称为“北京市海淀区北达科技服务部”。那时，北大从学校财务支出30 万元，公司用这笔钱进了一批散件，在北大西南侧43 号学生宿舍楼一楼，一个堆煤用的文艺室里组装出来一批“杂牌”电脑。当时的中关村，真正能住宿的、较大的旅馆只有颐宾楼（现科贸电子城(600658,股吧)所在地），于是大家都去颐宾楼挨户敲门，推销产品。
“虽然我们的环境条件差，但我们企业背靠北大的牌子。当时跟人介绍的时候，说是北大计算机，远道而来的客人就愿意去听听、看看。”那个时候，工作人员晚上到颐宾楼去拜访，白天将客户带到北大学校里去看产品、看演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三四个人一个月的销售额就达到10 万元。
虽然“方正”这个品牌的历史和激光照排系统紧密相连，但计算机销售为北大校办企业的起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奠定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方正集团业务发展的主要方向。
“我是老师，不是企业家”
第一代中关村创业人，用段永基的话来描述，是“外敛而内张”的。他们很多都是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这些人冲破旧制度“下海”，本身就是对体制、文化、自我的挑战，他们也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责任心和气概。所以，虽然当时卖计算机利润很高、资金周转的速度也很快，楼滨龙、黄晚菊等技术出身的公司管理层还是一致认为“公司不能搞纯粹的倒买倒卖，那就真成‘倒爷’了，要坚持成果转化的指导思想。卖计算机是因为没有饭吃，是为了解决公司创办初期的生存问题。
为什么北大自己的企业不能自己生产和销售？”
1987 年，当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生产的华光Ⅲ型激光照排系统在《经济日报》成功试用，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基本达到可产品化、产业化的阶段。于是，时任北大科技开发部副主任的陆永基和公司总经理楼滨龙为了争取到公司的销售权，拜访了当时四机部计算机局局长廖幼民，希望北大公司能够参与激光照排系统的生产和销售。在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见到廖幼民后，却遭到了拒绝，“你们可围绕照排系统做一些实际应用开发，可以为用户培训操作人员，让用户使用好设备嘛！”对此，楼滨龙说：“我很不甘心，如果只做培训，办培训学校就可以了，又何必办企业呢？”
1988 年，社会情况好转，各大学都在开办合资公司。楼滨龙向工商部门申请，把“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更名“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
1988 年5 月6 日，海淀工商局正式批准，将“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更名为“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终于使公司获得北大巨大的无形资源。
1988 年初，北达服务部也并入了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电脑部。
1991 年，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的激光照排系统采用“方正”作为商标和品牌，市场上也就同时出现了“山东华光”和“北大方正”两个品牌的激光照排系统。“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由于名声大、产品稳定，市场开拓非常快，渐渐取代了公司的名称，“北大方正”有了更大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于是，1992 年公司筹建集团公司时，就顺理成章地将公司名称改为“北大方正公司”、“北大方正集团”。
“王选在技术上非常敬业，而且他不满足于研究成果写文章了事，花很大精力将成果推向市场。”
楼滨龙高度评价了王选教授的贡献。激光照排技术能够获得推广，改变了我国印刷行业落后的局面，告别铅与火，是方正的贡献。
“我是老师，不是企业家。”这是楼滨龙对自己的定位。
2008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20 周年，一项关于中关村历史功勋人物和产品的大型调查结果显示，方正激光照排系统入选成为“中关村十大历史功勋产品；而“方正”则是“中关村二十大影响力品牌”之一。
“做企业，要先做人”
方正一直秉持诚信、公平、合理的原则。
楼滨龙说：“与其说这是个商业观点，不如说是为人之道。”当时，在与《宁波日报》谈合作时，楼滨龙进行了前期的沟通，后期由员工跟进，然而签合同之后，楼滨龙发现合同金额多收了十几万元。“我认为这是不行的，对待所有的用户我们必须公平、诚信。”因此，在合同已生效的前提下，方正采取增加设备的方式，为客户提供了物超所值的产品和服务。
北大方正集团创始人之一的陆永基回忆说，早在创业初期，海关总署就联系过楼滨龙，请他去当科技司副司长。“但老楼他忠于北大，下决心留了下来。”楼滨龙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做企业，要先做人”。虽然并不懂得市场营销的理论，但在产品推广的时候，楼滨龙却凭借自己的胸怀和气度，在竞争中为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打赢了一次又一次的“战役”。
楼滨龙带领的方正有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传统。创业之初，企业困难，员工们也很艰苦，当时的方正虽然从来没有发过加班费，但人才成长情况却是中关村数一数二的。楼滨龙对下属、对家人，从来都是不愠不火，但所有人都觉得“他有一种无声的力量”，在默默地团结和激励大家。
公司里，同辈的人叫他“老楼”，年轻人叫他“楼老师”，没有一个人叫他“楼总”。就这样，在老楼手下“造就了一大批中关村人”，比如后来创办新浪的王志东。
1992 年，在方正发展得最好的时候，楼滨龙因行政原因悄然离开了方正。
北大方正集团创始人之一的陆永基说，“老楼做事从来没有响亮的口号，但却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从平凡和普通的工作中，更显出他的高大和睿智”。他的另一位创业伙伴、北大方正集团原总裁晏懋洵说，“老楼优点是宽容，缺点是太宽容”。而当时在与北大一路之隔的清华大学里，清华紫光股份(000938,股吧)有限公司原总裁张本正也因为楼滨龙而压力重重，“那时有句话叫‘北大一枝独秀，清华满园清清’，理工科为主的清华众多企业都办不过方正，我们非常有压力，对楼滨龙我一直是仰视的。”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则评价说，“楼滨龙的精神，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的精神，现在这种精神已经找不到了。企业、国家有楼滨龙这样的人，夫复何求？”
楼滨龙，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典型代表，“做起事业就停不下来”。
2005 年，李国光、于维栋、彭树堂和楼滨龙还冒着38℃的高温到西安调研。他们还笑称，“四个人加起来都超过250 岁了还这么跑”。
在楼滨龙逝世百日的追思会上，儿子楼竞辉说，父亲去世前一天在ICU 躺着，将在座90% 的人的名字都念叨了一遍。并且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是有这样一群好朋友、好战友”。之前，楼滨龙就已经准备好身后事，一再叮嘱家人，这是自己家里的事情，自己家人办就可以了，至于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即可。
现在的中关村，已经今非昔比，但仍旧需要楼滨龙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时光在流逝，而中关村精神不会被抹去，楼滨龙的名字，更应该被永远铭记。
当年，对于自己，他只有一句评价，“我不见得是个企业家，我相信有点悟性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都可以做好。”这就是方正的创业者、“不议他非，不谈己功”、凡事都能泰然处之的楼滨龙。
（感谢彭树堂、周熙檀对本文的贡献）
没有企业家精神，科学变不成生产力
＋文／本刊记者 韩雪
嘉宾：吴明瑜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
张景安 《科技日报》原社长
于维栋 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原副主任
林京耀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研究员
段永基 四通集团董事长
晏懋洵 北大方正集团原总裁
陆永基 北大方正集团创始人之一
陈庆振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德禄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陈庆振：上世纪80 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北大、清华等科研大院大所和高等院校中的一批知识分子汇聚在中关村，创办了一批科技型企业。
当时的政策、环境与现在无法相比，但他们凭着一股科技报国、产业报国的勇气，在各级领导甘冒政策风险的大力支持下，全身心的投入改革大潮，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和兴起中，功不可没。三十多年后，这一批最早的中关村创业者大都退出了公众的视野，有些已然离世。今天，追忆这些企业家和改革者，实际上也是在追思那个不平凡的年代，追溯那段官员和企业家如何在政策不完备的情况下，冒着政治风险，一起推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轨迹，再次坚定改革的勇气和方向。
突破旧体制，实现行业内颠覆性改革，没有企业家不行
于维栋：中关村第一批企业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有两个重要贡献：
第一，这批人从曾经的知识分子到科技企业家的转化，是对我们旧制度的一个冲击。一个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破坏旧的制度，二是在破坏的过程中建立新的制度。我认为现代化首先是破坏旧制度。因为不破坏旧的一套制度，就无法向新制度转化。中国的改革开放，破坏旧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他们经历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三十多年过去了，旧的制度其实还没有彻底破除，包括在教育、科研、经济中的旧的模式还需要继续破除，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
第二，这批人最早致力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将科学与产业结合起来。其中楼滨龙是最成功的一位企业家，他最早实现了中关村的自主创新，现在的说法是原始创新。他领导的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项目属于原始创新产业化，虽然在对世界的影响方面他比不上瓦特，但我认为激光照排与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应该是一样的性质，都属于原始创新。
关于科技成果创业产业化，我个人认为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技术本身要成熟，这是发明家、技术专家的任务，蒸汽机不是瓦特发明的，但瓦特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他把热值大大提高，同时把单项的纤体运动变成圆周运动，使其能用于火车等先进工业；二是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三是要有优秀的企业家。
这三个条件里，最关键的是企业家。蒸汽机发明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瓦特从发明出蒸汽机到实现产业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而产业化的关键是企业家博尔顿。所以，当时蒸汽机的专利瓦特只占1/3，博尔顿占2/3。相比，楼滨龙将激光照排技术产业化了，但无论是工资还是专利都没得到。这是由我们的政治环境决定的，不是某个人的责任。应该说，在西方，这种产业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也经历了几百年，其中的酸甜苦辣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都是必然。现在我们依然要大力推进国家的创新成果产业化，国家在体制改革、新体制形成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继续突破，继续改革。
张景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离不开在中关村奋斗的大批知识分子。
中关村一直是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像楼滨龙这样的第一批创业者对中关村改革的功绩更是不可磨灭。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我觉得对他们这些创业者，我们亏欠太多。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中关村这些企业家的改革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当然除了创业者，还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中关村改革的前进。当年很多政府官员和领导，比如吴明瑜主任，他是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讲话稿的起草人，也是最早提出应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无所畏惧、探索真理的环境，为此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仕途。这些历史都会记住。这一代人是改革大潮中最鲜艳的一朵浪花。
段永基：追思作为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代表的楼滨龙，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大家都记得老楼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形象。事实上，在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他是外敛而内张的人，充满了挑战精神。没有挑战精神，中关村的第一代企业家们怎么不留在学校里当教授？留在科研所里多舒服。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会看得起企业家和经商的人吗？我记得当初我下海到“四通”的时候，我儿子正好上小学，需要填写家长的工作单位，我就不敢让儿子填我，因为那时候只有“两劳”人员才去搞私营企业。当时人们的思想是那么保守，所以敢于放弃国企、学校、大研究所的身份，下海创办企业，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是对体制和文化的挑战。第一代中关村创业者都有这种挑战精神，所以我们追忆逝者，更要继承和发扬这种挑战精神。
我不赞成说这一代中关村创业者“无怨无悔”，无悔是对的，但无怨不对。如果无怨了，也就放弃努力，放弃挑战，失去开拓进取的精神了。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大的悲哀。我们奋斗了三十多年，离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多远？我呼吁经济学家们论证一下，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从软件上，市场经济体制有没有自己的文化，是不是要自由创业、公平竞争、法治社会、民主政治这些基本要素？所以我不觉得这批创业者应该无怨无悔，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无怨？
最近美国出了一本书讲“中国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里面提到中国改革的阻力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这类群体有两种心理，一种是我们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享受我们赚到的钱；另一种是将胡雪岩、盛宣怀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真正像楼滨龙这样的中关村老一代企业家所具有的挑战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景安说的是有良心的官员的真心话，对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改革者，我们有所亏欠，希望这能成为政府的主流意识。
近来，一位年轻企业家与我聊天时说，当年你们创业的时候，虽然计划经济体制非常严厉，但从上到下都有一股力量要冲破体制障碍，但现在却看不到这种向前推进改革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者应该老骥伏枥，除了发扬知识分子谦谦君子、温文尔雅的优点外，还应该继续推动体制改革，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干劲。
吴明瑜：我在科技部工作很多年，今天听到大家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坎坷和困难，觉得有愧。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很多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我很赞同大家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的精神需要弘扬，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以前国家提倡科学精神，每年各种呼声都很高，现在也设立了“国家科技最高奖”，但对企业家精神的提倡太少。没有企业家精神，只有科学家精神，科学是变不成生产力的。
英国在科学方面很发达，英国仅剑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二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英国的经济状况却越来越不好。为什么呢？如何把科学转化为生产力，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英国的问题。我曾在上世纪70 年代末期到英国考察，英国人承认，就这个问题美国比英国强很多。
我们中国也一样，有伟大的科学家固然重要，但要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突破旧体制，实现行业内颠覆性改革，没有企业家不行。在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创业的时代，我们忽略了企业家精神，我觉得科技部门工作的官员是有责任的，改革尚未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者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但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对此，我赞成段永基的话，不要无怨，也不能怨天尤人，要奋斗。
温总理说一息尚存，还要改革，要奋斗到底。
中关村没有解开的“所有制之结”
王德禄：2011 年美国硅谷最大的事件是10 月5 日乔布斯去世，而中关村发生的最大的事件是12 月17 日楼滨龙去世。这两件事意义各不相同，乔布斯因为改变世界而声名鹊起，楼滨龙因为产权问题而在创业成功后黯然离去。
乔布斯的去世也引起了国内的各种反思，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成为焦点议题。在最可能出现中国“乔布斯”的中关村，制度环境与硅谷相比，差距太大。楼滨龙去世后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点。楼滨龙的悲剧是中关村一直没有解开的“所有制之结”。最近几年，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纷纷退休，中关村所有制之结因此也暴露得十分充分。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退休后，没有股权不能做天使投资人，不能把自己的经验传承下来，致使中关村创新链条中断了。在国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关村要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情况下，这个矛盾日益突出。
从中关村的角度来看，楼滨龙与方正是中关村“所有制之结”的典型案例。在中关村发展初期、电子一条街的时代，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都站在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前沿，鼓励下海创业，在市场中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伟大实践。因此科学院出了联想，清华出了紫光，北大出了方正。
联想创办之初，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拿出了20万；方正成立之初，北大出了43 万；紫光成立之初，清华出了100 万。如今这三个企业都创业成功，成为中关村的龙头和代表企业。虽然这三家企业的创业者命运各不相同，但都为“所有制之结”所羁绊：中科院和联想经过了复杂的创新过程，主要是采用了高技术企业普遍采用的激励制度，让联想的创业者柳传志等有了股权。虽然称不上股权合理，但创业者拿到股权使联想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紫光的总裁张本正熬到了正式退休，拿了退休金，但没有股权；但是方正的楼滨龙不但没有熬到正式退休，更是在创业刚刚成功时就被行政的力量拉下马。楼滨龙事件是典型的中关村事件，在世界范围之内，创业成功导致落马都是十分罕见的。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创业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所以说，为创业提供的资金往往被称为天使资金。这种天使投资在创业成功后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占的比例往往很小，最多10%。
中科院为联想创业拿出的20 万，北大为方正创业拿出的43 万，清华为紫光创业拿出的100 万，应该理解是天使投资，最多可以理解成是风险投资。
但不管是天使投资还是风险投资，一定是创业者占大股，投资者占小股。联想、方正、紫光创业时，中国的《公司法》还没有出台，这些企业应称为“法前企业”。中国之后进行了企业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直到现在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又提出股权激励。为什么那么多国有企业经营者都获得了激励和上千万的薪酬，而中关村第一代真正的创业者却什么都没得到。这难道是公平吗？
我觉得楼滨龙在中关村的意义远没挖掘出来，应该引起更多人的反思。第一，楼滨龙是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第一人，是通过创业使得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第二，楼滨龙创业成功后却下台了，这集中反映了中关村“所有制之结”的制度环境；第三，在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已经推进了四年之际，很多国有企业拿到了股权激励，但楼滨龙依然没有享受到任何创业成功的成果。第四，2011年硅谷乔布斯去世，而中关村的楼滨龙去世。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中关村的“所有制之结”就永远解不开了？当时的北大校长动员楼滨龙下海时说：我们北大现在就缺乏企业家，你下海试试。成了，就成功了；不成，就牺牲了。结果没想到，方正成功了，楼滨龙却牺牲了。
张景安：关于股权问题，最近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其中讲到一个中心思想：未来30 年，中国的国企中相当一部分应该退出垄断领域，这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20-30 年的发展。但也有一批人不同意，这就牵扯我们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没有得到创业股，王德禄提出了后补给这些创业者创业股的想法。
我们也一直在研究风险投资，其实我们同意王德禄的观点，我们相信后补创业股是能够激励中国的创业和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能激励中关村的企业家精神的，这种企业家精神非常宝贵，值得我们薪火相传。
还有一点，中关村的创新是原始创新产业化的样板。有些人批评中国的山寨文化，其实日本当初也是山寨盛行，整个东南亚都有很长一段山寨文化的历史。目前，我认为存在三大问题：垄断、创新和知识产权，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垄断。不过中国的垄断相当复杂、相当严重。国有企业垄断资源，阻碍了创新，垄断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就无法激励创新。要使国家经济发展有持续的创新力，主要不是靠政府是要靠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吴明瑜：我多次提起过与教育有关的两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第一件事就是纪念清华、北大百年的时候，为什么不总结一句，当年清华、北大、人大三个学校共打倒了一千五百多个右派。
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我们不讲，也不写进校史。我反思了一下，其实我们的政府对待这个问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首先要淡化处理，其结果就像温家宝总理讲的，再来一次文革都是有可能的，对此我深感遗憾。第二件事，北大方正、清华紫光、清华同方等等，从这些名字一看就都是国营企业，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什么时候只叫方正、紫光和同方，才是改革的一大进步。
我觉得有愧，当时在政府工作有很多事情不了解。当年股份制改革开始不久，我就退休了，现在弄成一个夹生饭的结果。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要批评，还要促成政府改革的进步。我认为，目前总的形势，高层还是要继续推动改革，虽然没有1992 年南巡那么有力度，但是多少也能看到一些新的气象。只是希望这些新气象不要让我们失望。
晏懋洵：其实名称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叫方正集团、紫光集团了。但早在李岚清主管的时候，他就提议不要由学校管理资本，但最终没能获得推进。但是名称变了，不代表管理体制就改了，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陆永基：体制改革不了是因为校长不同意。就比如说我现在每个月有5300 多元的退休金，其中2000 多元是学校也就是财政发的，还有2000多元是靠自筹，而学校自筹部分也就是公司埋单。
所以，学校每年都会去商量企业怎么给钱、他们怎么发钱，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应该提出一些具体的办法。1992 年老楼离开方正的时候，留下了2 亿的净资产，过了十年就只剩下2000 万。
而现在的方正集团销售额500 亿，占全国高校企业第一位。现在方正集团的公司结构很理想，40%是北大的股份，30% 是职工的股份，还有30% 是老板的。公司持股会由老板掌握，但大方向由北大管。
这里我想到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完全变成私有不可能，应该采取的办法就是公私合营。当然不是都像方正集团这样30% 归老板，要加一句话，私人老板进入国有企业，财产是公开的，而他赚的钱85% 进入社保基金。
林京耀：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几年前关于民营企业“原罪”争论的事情来。那时，有人给民营经济创业者和企业家加了一个罪名——原罪，认为他们拿到的第一桶金有“原罪”，这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对于强加给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帽子，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今天我更加觉得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没有原罪，而有原功。至于有的民营企业在创办企业时有违法违规的行为，那是另外一回事。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把一些技术发明转化为产品、形成产业，甚至造就了一个行业，功劳非常大，怎么说是原罪呢！让民营企业家背负了这样一个一辈子的罪名，怎么向子孙交代呢？虽然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有些搞理论的人不再坚持了，这个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但我们还是要警惕。对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来说，需要形成更好的体制，因此新的体制创新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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