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
《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凌志军/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选自《中国新革命》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最迟到1987年12月，温家宝已经注意到中关村的争端。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还是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一个叫做“政策研究室”的机构。这机构由一群头脑敏锐、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员组成，并无实权，但却地位甚高，中南海的不少重要决定，都是出自它的建议。现在，温家宝把国务院七个部门的负责人召到中南海来开会，告诉他们，中关村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要来一次彻底调查。
12月15日，调查组又来了，这一回势头更大。其成员来自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协、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岁名叫于维栋的官员率领着，浩浩荡荡，开进白颐路。白颐路上的最新传言说，调查组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这个于维栋就是“钦差大臣”。这并不是无中生有。根据于惟栋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释于惟栋曾经撰写一篇文章详细回顾当时情形，文题《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收录于王珍明主编的《中关村》一书。它应当成为中关村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为它提供了当时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可信度很高的细节。当时他的背后不仅有温家宝在支持，而且还有别人。事情是由新华社记者夏俊生的那份调查报告引起的。于惟栋说，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那上面已经有四位领导人签署的意见，包括党中央总书记。这意味着，他得到的这件差事是不寻常的——中南海在后面看着他。
问题到了于惟栋这里，是中关村的幸运。此人原本就对中关村怀着一份旧情。他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当过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曾是个设计原子能反应堆的工程师。1982年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名专事调研的官员，拥有学识远见和务实精神。他的强烈的民间情怀常常左右着价值取向。他信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众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哪个领导指示的”。同时他也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领导支持和认可的问题”。不用说，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即将展开的调查，就有极大可能在白颐路与中南海之间架起一座桥。
让那些离经叛道者名正言顺，至少不再被当作反面人物，这是中关村走向坦途的必经环节。于惟栋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鉴于他所处的位置，他是有机会促成中南海的政策转向的。
就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点考虑是达成目标的关键。第一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与于惟栋的价值取向和中关村的实情有着必然联系。中关村是个惹是生非之地，过去几年没完没了的那些举报、攻击、调查和批示，不绝于耳。于惟栋能够了解此前所有不同意见，甚至洞悉“中央领导人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便把“怎样说明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个关键。这一点他从自己的直接上级温家宝那里也能体会。后者向他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这个调查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第二个是时机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让中央领导接受他们的结论，进而让调查人员的想法产生效果，甚至变成一项影响整个国家的决策。很多年以后，于惟栋回忆起这段往事，承认他当时满脑子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在中央办公厅，也要考虑到方式，根据我过去工作的经历，我深知要办成一件事是比较难的”。他甚至还向同事们讲起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位科学顾问促成“曼哈顿计划”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悟出一点什么来于惟栋把这个故事叫做“美国曼哈顿计划小插曲”，讲给很多人听。他说，当年德国人在加紧研究原子弹。有人就去说服爱因斯坦，让爱因斯坦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促使美国政府尽快重视和开展原子弹的研究。这封信交到美国总统的一个科学顾问手里，请他转交总统。但是这封信在科学顾问手里压了一个月。为什么呢，就是要考虑一个时机和效果的问题。这位科学顾问动了一下脑筋，一个就是要能跟总统说上话，比如，很多人开会的时候，你给他，他可能理都不理。第二个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啊，他看到机会来了，罗斯福心情也比较好，也比较悠闲，他就把这件信递交了，说明了原因。罗斯福当时看了看，不置可否，就交给秘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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