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视察原子能楼，钱三强为朱德介绍宇宙线室
1952年，中关村还是个名副其实的乡野村落。在蜂蝶飞舞的菜地、蛙声鼓噪的稻田和坟冢隐没的荒野中，共和国科学第一楼——原子能楼破土而出， 傲然耸立。新中国的科学大业，就从这座科学圣殿发轫前行。这里走出了两位国家最高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数十位泰斗级院士，“裂变” 出一批重要的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
“三强一测定中关”
上世纪50年代，在钱三强等人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拟设近代物理所，以核物理研究为首选领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研究所名单，近代物理研究所赫然位列名单之首。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兼任第一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一年之后任所长。
该所的前身是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1948年，钱三强从法国学成归国后，任教清华大学，同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该所位于东皇城根甲42号，建所之初，包括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总共才三位科技人员。
中科院成立后，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在北京市范围内选择“永久院址”。作为位列中科院诸研究所之首的近代物理所，不能再蜗居城内。
1951年5月17日 ，钱三强亲赴中关村测勘物理所楼址，中科院决定，在保福寺北侧开始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大楼。同年10月底工程破土动工，1953年底，大楼竣工，钱三强所长带领研究人员于1954年元月从东皇城根迁址到中关村。
当时，此楼成为中关村科学城中的第一家研究机构，称为“中关村物理楼”。1958年，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楼由此得名。
细察历史，当年如果不是钱三强迅速出动测勘和后来抓紧开工，中国科学院的用地可能将南移。有人说，钱公决定了由原子能楼领跑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历史，被赋予“三强一测定中关”的传奇色彩。
“当时选址中关村，有一个考虑因素就是靠近北大、清华。”叶铭汉院士回忆说。由于毗邻中国最强的高等学府，使建楼工程和日后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轨道。
走出大批泰斗人物
1953年，中科院决定将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物理研究所。物理所刚搬来新大楼时，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统称“918信箱”。
刚开始筹建的时候，钱三强就四处招揽人才。从清华调来了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调来了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等。彭、王就如同钱三强的左膀右臂，理论、实验比翼双飞。
钱三强还从国内邀请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工作者来所。在这五层楼的房子里，群贤毕至，阵容豪华，个个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钱三强就是中国发展原子能研究这盘大棋的总策划。他高瞻远瞩，科学规划，例如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提前布局氢弹研究。“他布局分工很全面，王淦昌搞 实验物理，彭桓武搞理论物理，黄祖洽和于敏搞氢弹。他考虑周到，从理论设计到工程应用、原料化工、电子控制，没有短板，都配齐了，而且每一步都走得很合 适。”叶铭汉回忆。在选用人才方面，钱三强知人善任。不少参加核武器研制的“两弹一星”功臣，都是他力荐的。
副所长王淦昌在抗战艰苦时期，提出了用实验间接证明中微子存在的方案，当时由于物质条件所限，无法实现。他只好发表了他的建议。后来有科学家根 据王淦昌的建议，用实验间接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还对中国的宇宙射线研究做出重 大贡献。
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杨承宗，在法国居里实验室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用钱三强转来的3000美元，在法、英、瑞士等处购买了为国内核科学研究所急 需的器材，并得到约10克放射性标准镭源。约里奥·居里让杨承宗传话给毛泽东：“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 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
从这栋大楼里走出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和陈芳允；走出谢家麟、于敏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走出大批泰斗级院士。
“所长办公室，说进就进”
“在这个楼里，我们之间不大称呼行政职务，从来没听人喊过所长、院长、部长。”叶铭汉说。
没有官衔相称，不讲行政等级，不过称呼还是大有学问，讲的是学术领域内师长与弟子的辈分，透出互相尊重的亲密氛围。大楼里只有一位被称作“老 师”的人，那就是赵忠尧。一来他以前是清华教授，上世纪30年代就在《自然》这种顶级杂志发了有分量的文章，德高望重；二来所里的很多科学家都是他学生， 所以都尊称他为老师，也是名正言顺。而赵的学生钱三强和王淦昌则被称为“公”，即钱公、王公。其他很多留洋回来的都叫先生，如谢家麟、何泽慧等。
看看大家的样子好土，可做的学问都很牛。彭桓武还有一则轶闻。一次，为了“淘”点工作需要的零件，彭桓武到前门的旧货市场“拾荒”，警察发现此 人衣服破旧，专门找寻废旧零件、电子管，形迹可疑，竟把他带到派出所进行盘问。当被问在哪儿工作时，彭桓武回答：“我是原子能所副所长。”警察都不信。
“钱所长的家和办公室，（谁）想去就去，说进就进，不像现在有秘书挡驾。”叶铭汉回忆往昔，感慨系之。
人已去，楼已空
原子能所这栋大楼，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从这里分裂、衍生出了许多核科学研究机构，在全国“遍地开花”。
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钱三强担此重任。
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央要求二机部、五院和中科院要“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把“两弹一星”搞上去。中科院二话不说，不仅支援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把原子能所成建制地划给二机部。
原子能所最优秀的人才都被推荐到核武器研究部门，有人称在中国研制“两弹”的进程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钱三强曾对所里同志说：“要顾全大局……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好的人才输送出去了，年轻的就很快地自然成长起来。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
最先投身原子弹研制事业的是邓稼先。年仅34岁的“娃娃博士”义无反顾投入原子弹、氢弹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0年，钱三强向二机部建议，推荐王淦昌、彭桓武到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科学技术带头人。这两位学术巨擘本来都可以在自己所熟悉的学术领域有所 建树，但他们的回答都是坚定干脆，彭桓武的回答是“国家需要我，我去”，王淦昌的回答则是“我愿以身许国”。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输送给外单 位的科技人员就达到914人。
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把这座楼称之为“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中国核科学的发祥地”“中国原子弹的起点”。也有人说它是“中国加速器的摇篮”等等。
不过，在如今，在资本疯长、财富故事轮番上演的中关村，它似乎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和落魄。前不久，曾在这栋楼工作的老人又聚在一起。大家问起还有哪个同事、哪个院士到哪儿去了、身体可好？回答是“已经去了”“都在天上了”。接着是一片唏嘘。
是的，人已去，楼已空，鲜活的往事被岁月的尘埃覆盖，生动的记忆将被时间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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