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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别把我们当厂长

2012-07-05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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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考状元的庆祝,不能变异为升学主义和教育GDP主义这两个魔鬼的狂欢。

    在教育界,最终要负责阻击这两个魔鬼的,是那些校长们——是校长,而不是追求产值的厂长。

    赢了教育,别输了孩子。

    状元“生产线”

    广东省高考放榜,有一些平时很优秀的考生查不到自己的成绩,学校很着急,考生很害怕。

    原来是当地考试院为了杜绝炒作和比拼状元,干脆屏蔽了前十名的信息。

    可惜在整个社会对状元追逐的热情面前,广东的善意之举沦为了“掩耳盗铃”——媒体不会被难倒,他们转而炒作前二十名,或者寻找“疑似状元”。

    在广东以外的地方,那些聚集了最优秀生源、最擅长应对高考的学校,早就迫不及待地诏告天下,媒体则如追星一样用工笔画手法描写状元的学习、生活、爱好,长篇累牍地报道一群十七八岁孩子的点点滴滴。家长们则自发聚集在网上社区,“考据派”会列出各校的历年数据,点评学校的教育质量是上升还是下滑,评价哪所学校才是垄断高分考生的“状元生产线”。

    每个省都有这样的“状元生产线”和“一本考生生产车间”。最著名的是人大附中,据说整个北京市这些年来的文理科状元,一半以上出自这所中国最牛的中学。河北的衡水中学也是一所状元名校,不仅垄断了状元,甚至在全省能够上重点大学的考生当中,它占了一半,其它的上百所高中加起来才能跟它相比。宁波镇海中学官网的“高考榜”上可以看到,从2007年起,每年该校的一本上线率都超过90%。

    “但是这样的成绩,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产物,是不是教育规律的体现,是不是按照一个真正的人的需求教育出来的,似乎谁也不去管他。”教育学者熊丙奇说。

    其实高中的校长们深谙“状元生产线”的生产工艺。“老师都知道,考试成绩的稳定是重复训练之后正确率的再现。比如说,同一道题目,做一次就懂了,但是两次,四次以后就自动化了,为了保证分数,就让孩子们做多几次,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浪费时间,压制了孩子别的方面的发展。”杭州市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说。

    “初三和高三都是浪费时间,”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高考后五年之内,600分以上的学生之间没有差别;十年之内,上名牌重点大学和一般重点的学生没有区别,二十年之后,上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没有区别。”北京一位重点高中校长说。

    这些道理,校长们都明白,“说状元不优秀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换一种环境,这些孩子完全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校长很分裂:一切为了学校,还是一切为了孩子

    中国的现实是,每个校长的抽屉里都有一本卢梭的《爱弥儿》,但他的桌上却显眼地放着一根带刺的皮鞭。

    “目前推动教育改革,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校长。”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说。

    2009年,浙江省启动了“教科研孵化基地学校”项目,教育厅对加入该项目的学校赋予一定的自由度,例如国家规定一周七节语文课,有的学校就缩减到五节,学校还被特别允许不参加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但是目前自愿加入的高中只有1所。

    “动员高中的校长很难。”实在说服不了校长,方展画在一次动员会上甚至想到了一个绝招——请校长们重温入党誓词。

    “当年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吗?”方展画说。

    但是这样的动员目前还不能真正改变教育界的现实。

    一位留学回国创业的母亲曾失望地告诉记者,孩子入读近年来高考成绩骄人的宁波某中学,班主任在第一次家长会时就直白地说,对不起,从现在起,学校只抓孩子的学习成绩,至于身心健康、思想品格,都归家长负责。

     “高一,高二,孩子还是阳光的,到了高三,明显的感觉到精神是不快乐的,”叶翠微坦言。“如果这种吃苦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也就罢了,问题是初三和高三的复习是对学习行为的一种扭曲,因为是通过不断的做,不断的记,不断的刺激,然后形成所谓的正确率的再现,跟现代学习刚好相违背。现代学习是基于问题解决方法的,而我们在低水平重复的只是一些工具性的内容。”

    畸形的压力甚至传递到小学。浙江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监测所副所长顾昉在接受〈都市快报〉的采访时说,自己女儿所在的小学把一天两次的眼保健操改成了一天一次,他和几位学生的家长一起去找学校反映。学校却说“把做眼保健操的时间拿来继续上课,一个学期也能利用不少时间了。”

    问题在于,大部分校长都明白,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历史会给予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校长和教师以什么评价?” 浙江名校、宁波效实中学校长周千红反问。

    周千红说,自己常扪心自问,“我们是解放了一代人的创造力,还是窒息了一代人的求知欲?是让孩子们享受了幸福快乐的学习,还是承受了无休无止的负担?校长和教师真的很勤奋敬业,但这种勤奋和敬业是淹没在无休无止的辛苦和疲累中拼着体力,还是在无私奉献中享受教育的幸福?”

    一位“70后”杭州初中副校长对记者说,“哪个校长不知道,教育是人的自我完善,不是分数可以衡量的?哪个校长不会背上《爱弥儿》里面的几段?哪个校长不知道应该尊重孩子的个性、特长,但事实上孩子的身心平衡发展是短期内无法显现的,只有考试成绩最显性,最后还是让分数来衡量一切。”

    杭州育才中学是城中近年来升学率始终保持高位的民办初中,校长郜晏中真正期待的却是对学校的评价能从绝对的升学率转移到孩子进步的增量上来。“只有到了那一天,孩子才能真正获得成长空间。”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他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中学与高考脱钩,孩子高中毕业后回到所在社区,由考试院组织考试。“成绩没法统计或统计不全,那时学校就不用靠压缩艺术课、体育课来比拼了。考试时也不用警车开道——这在全世界都是笑话。”

    “在现在的环境下做校长是一种分裂的感觉。清醒的人很痛苦,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比如补课就是错的,但高三一天不补,可能吗?家长也不干!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错得不要太离谱。”一位校长说。

 

    教育GDP主义毁人不倦

    难以理解的是,教育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绝对没有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

    但是升学主义控制了家长,家长控制了地方行政力量,地方行政力量将升学当作地方上最大的教育成绩,或者说教育GDP。这就足以干预到一个学校往哪里走——毕竟校长是行政任免的。

    “对于省一级层面来说,高考成绩的比拼总体上是一个零和游戏,在国家层面更是如此。”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鲁林岳说,“但是到了各个地市,争夺状元什么的恶性竞争就开始了。”

    在浙江,众多校长都对2009年的一幕记忆犹新。那一年高考放榜,当地的19楼论坛上有家长发了一个帖子《全省高考前十镇海中学(注:此为宁波的中学)占了七个,杭州的中学该反思》,家长们铺天盖地的“口水”直接导致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召集了高中校长们开了一次会,希望杭州能迎头赶上。

    市委书记召集校长们开会,校长们压力很大。

    “杭州中小学好不容易走上了素质教育、以孩子为本的发展轨道上,但是当年这个事件之后,舆论环境彷佛又退到十年前的恶性竞争。”杭州市教育局高中教育处处长黄建民说。不少校长告诉记者,这两年教育改革的环境明显恶化了。

    “高考成绩绝对是一个高中校长走出校门,面对社会所戴的第一个紧箍咒。” 叶翠微说。

    “家长们不理解,我们可以做工作,但是如果行政力量干预,难道让校长跟市长对着干?”宁波鄞州区的一位中学校长问。

    对着干会怎么样?

    “第一年或许没关系,第二年日子很煎熬,第三年还没有改观那就‘下课’。”一位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说。

    “有些地方高考不好,县委书记出来道歉,其实是因为老百姓比较关注高考成绩,高考成绩成为了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尺。”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    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或者说是教育锦标主义。”

    这一切都似曾相识: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透支资源和发展潜力换来的经济增速,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透支孩子,为学校争光,为地方争光。“ GDP主义的毒害太深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

    “教育GDP,反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缺乏理性,都愿意拿一个简单的指标来比。”刘长铭说。

    地方上比拼状元,赢了教育的结果,是输了孩子。升学压倒一切导致了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分出了三六九等。“把孩子简单地分为好生和差生,结果是在一个教室,老师总是关注好生,而忽视了所谓的差生;在一所学校、在社会上也同样如此。”刘希平说,“最后整个教育,80%的孩子在为那20%的好学生陪跑,这80%的孩子注定了在人生一开始的时候就饱尝失败,这样的结构是非常恶劣的。”

    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如果把所有的掌声、鲜花都给了金字塔尖的人,那么作为塔基的大多数,如何能有这个自信支撑起整个金字塔?每个人的内心也是一个金字塔,如果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给了最为外在的成绩,那么作为支撑一个人的公民素质和全部人格,又从何谈起?

    “大量只会死读书的孩子成为社会主体,你说将来社会是什么样的?”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做校长,而不是厂长

    校长是什么?宁波效实中学校长周千红说,校长是一个“牧羊人”,引领学生到最肥沃的“草地”上,享受学习的幸福。

    杭二中校长叶翠微说,校长应该是理想主义的实验者。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校长应该保护学生的一切闪光之处。“我们所提供的教育,应该让教育适合孩子,而不是让孩子适应教育。”

    无论校长是什么,校长都不应该是一个追求产值的厂长,或是每天苦于完成报表的车间主任。

    尽管高考还没有真正改革,尽管行政干预办学的现状还没有根本转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校长试图“自我解放”,解放自己也解放孩子。

    北京十一学校,上海中学,都已经开始了走班制和选修课。

    在台州温岭最为拥挤的闹市区,记者在一片拆迁工地边上找到了横湖小学。这所学校有两千人,占地八亩半,非常拥挤,其中两亩地却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地是学校承包的,用来上学生选修的田园生态课,”校长金维明说。

    横湖小学是浙江省最早发起“解放孩子”运动的学校,在教育厅的特别关照下,这所学校把国家规定的一周七堂语文课缩减到了五节,数学、英语等基础课目都砍掉了不少。

“我们现在是上午上基础课,下午主要是玩,学生除了美术、音乐体育之外,还自主参加各种选修课。”校长金维明说。

    田园生态课的老师最为特殊,是花五千块钱一年请来的一名老农民。学生们跟着他学种地。“种地这门课,包含了数学,比如说农药要配比;包含了语文,学生写作文有东西可以写了;包含了生物、化学,包含了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又算是体育课,学到的东西比课本上多得多,”金维明说。

    两年下来,横湖小学对四年级的孩子作了一次比较测试,语文课一年少上35%,成绩却明显上升了。

    “其实学习的成绩和花在上面的时间不成正比,跟孩子的兴趣才有密切关系。”金维明说。

    横湖小学的改革让周边学校的孩子大为羡慕,当地六所小学结成了选修课同盟,选修课老师开始走校上课。

    杭州采荷三小也加入了这个“解放孩子”联盟。师生800名、面积18亩的学校,没办法“螺狮壳里做道场”,就把上课的地点搬到博物馆、西湖边、青少年活动中心里去。这些不用交作业的选修课让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大增。

    校长黄升昊说,在小学的六年中,需要让孩子慢慢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只有这样,孩子们才会不断追求、发现和创新。

    “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学生是否喜欢上学是衡量一所学校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准。”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总校长郑仁东告诉记者,在他们的教育质量标准中有一条核心原则,就是“98%以上的学生喜欢上学”。

    为了给校长们“松绑”,浙江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率先提出,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把课程设置权交给学校,全省不再有统一课表。在确保每学期必修课程,每周在校课堂教学时间不得超过26小时的前提下,学校可自主制定学校课程开设计划,选修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至三分之一。简单地说,就是把选择权还给孩子。

    “有人说这么多年改来改去,都是瞎折腾,改革到底有没有?我觉得有用,但不是一次改革就有用,需要很多次努力。社会要给予宽容。”杭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处处长蒋锋说。

    现在的教育现状,需要细水长流的努力,才能铲除升学主义和教育GDP主义这两个魔鬼的生存土壤。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而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这是肯尼迪在一次演讲中对GDP的论述,它对教育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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