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自画像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
徐悲鸿的经典国画《愚公移山》
“在公共空间，要考虑公共特性”，那么大卫像又该如何看？
16世纪米开朗基罗所作的西斯廷教堂壁画《最后的审判》，里面耶稣及其信徒均为裸体，引起教皇不悦，下令加上了“遮羞布”，受命的画家被戏称为“内裤制作商”
1979年10月，首都机场大厅壁画中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引起轩然大波
徐悲鸿国画《愚公移山》局部
曾成钢浮雕《愚公移山》局部
壹国博浮雕忽然有了“遮羞布”
进入国家博物馆西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徐悲鸿著名国画《愚公移山》为原本、由著名雕塑家曾成钢用花岗岩创作的大型浮雕《愚公移山》。该浮雕长36米，高12米，据介绍：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室内石雕作品。
曾成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官方网页上，曾成钢阐述了这样的学术主张：“立足中国，关注传统雕塑，并积极吸收其养料，努力在创作实践中建立中国的雕塑形式语言体系，这是我一直来所探索与追求的。中国传统雕塑，充满着刚健、凝重、古拙，甚至充满一种强悍的霸气。这种霸气正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和精神气质的表现，是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征服意志的体现，是富有生命力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曾成钢的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雕塑语言现代转化研究。这和徐悲鸿的国画实践，在精神和方向上有契合处。
两相对比，人们发现两件作品在构图上有着明显的一致。但仔细一看，区别也是明显的：徐悲鸿的原作中，有四位成年男子是全裸的（其中一位性器被树叶挡住）———直接用全裸人物进行中国画创作，据说是徐悲鸿的首创，也是该作品非常独特的地方；而国博浮雕，这四位全裸男子全部都有了一块极小的“遮羞布”（被树叶挡住的那位，也穿上了“遮羞布”）。
为什么此件以徐悲鸿《愚公移山》为原本的浮雕忽然有了“遮羞布”？
贰国博回应
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浮雕有36米之长，放在公共空间中，需要考虑作品的公共特性。”换句话说，浮雕给人物穿上“遮羞布”，是考虑到公众参观国博时的感受。
“浮雕和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家在创作浮雕的过程中，有再创作的权利。”该负责人介绍，浮雕揭幕时，徐悲鸿先生的家人也参加了揭幕仪式，“没有人对浮雕中人物的改动提出不同意见。”
叁徐悲鸿家人一方回应
6月7日中午，记者给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女士发去采访提纲，一共提了五个问题：1、您对两件作品都十分熟悉，请问国家博物馆的浮雕《愚公移山》和徐悲鸿先生的原作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差别（指有无布块包着性器）吗？2、国博的浮雕为什么要给两个（应为四位）成年男子的敏感部位包上布块？3、这一修改经过您或您的家人的同意吗？4、您如何看待这一修改？5、假如这一修改对公众认知徐悲鸿先生的作品会产生影响，您如何评估？
廖静文女士的秘书陈秘书6月8日上午答复了记者，认为记者应该立足于对《愚公移山》所展示的时代背景和积极意义进行解读，不应该拘泥于这些小细节；并且表示因此不是特别方便让老太太（即廖静文）回答这些问题。陈秘书说：之前雕塑家给老太太看过小稿，并无异议。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网页报道说：2011年3月2日上午，应国家博物馆邀请，徐悲鸿艺术研究院徐庆平（徐悲鸿之子）院长出席 《愚公移山》大型浮雕落成仪式。徐庆平院长还在“愚公移山”大型浮雕落成仪式上讲了话。
肆雕塑界看法
著名雕塑家唐大禧：
无论东方西方，对性器都特别敏感
这件浮雕不是对国画的克隆，只是以它为蓝本而已，是可以仿的，因此，浮雕给成年男子的敏感部位包上布块，不是问题；而且，浮雕的作者也许是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做了这样的处理。
徐悲鸿的《愚公移山》本身已经具有历史性，变成浮雕移植到国家博物馆的墙上去，在我看来属一般性设计，这样的行为不是一个很高级的艺术行为（当听到作者是曾成钢时，唐大禧一声惊呼：“哇！大牌来的哦！”）。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资源，而对历史资源究竟能不能这样用，可能是有争论的。估计这件作品不是曾成钢主动想到要去做的，应该是有人委托的，显然，这是委托方的一种“低章”的行为，作者或者会无可奈何。
为什么要遮住性器？因为裸体是一种能够引起性的感觉的对象。就欧洲而言，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如用树叶遮住性器，这样的做法在欧洲一早就已经有了。无论东方西方，对性器都是特别敏感的。于是有人采取遮掩的办法，男性方面遮得比较多，如果没有遮住，又放在公共场合，有些地方就显得不是很舒服，因此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但人体艺术具有审美功能。至于能不能这样移植徐悲鸿的作品，很难说，我认为总体上会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
雕塑家吴康康：
该如何权衡“公众感受”？
去年在上海世博参观法国馆时就惊讶地发现，罗丹的《青铜时代》那健硕的裸男其敏感部位也披上了树叶！印象中，这片树叶是没有的。且不说中国人在性观念方面的改变，单说国博浮雕对徐悲鸿《愚公移山》人物形象的改变，究竟合不合适？浮雕在成年男子敏感部位“包”上布块，是否对原作的亵渎？因为按照这样的逻辑，徐悲鸿先生的作品也是不应该出现裸体的，但居然出现了，而且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国博是公共场合，浮雕要顾及公众感受；但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也是名作，妇孺皆知，公众知名度极高，又该如何权衡“公众感受”？
伍评论界看法
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
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神经过敏引起的
徐悲鸿的国画《愚公移山》非常有名。里面有些细节值得注意：有两个模特是印度人。这件作品据说是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并且，经过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及后，更广为人知。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作品，为何选用了印度模特？这一点，国家博物馆有无斟酌过？假如顾及到这一层意思，还会选用《愚公移山》作为浮雕的蓝本吗？此外，国博的浮雕有了遮羞布，和徐悲鸿的原作又有了距离。这让我想起16世纪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画的巨作《最后的审判》。这是一幅巨大的壁画，米开朗基罗笔下的基督是裸体的，结果引起了教皇的不悦，后来还是给加上了“遮羞布”。
我还想起另外一件事，那是在1981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新修大厅要画壁画，其中画家袁运生创作了《生命的赞歌》，以云南傣族人的泼水节为主题，其中有几个全裸的女人体，马上引起轩然大波，最后给作品中的裸体围上了“遮羞布”。1981年的社会气氛还是比较保守的，引起这样的反响可以理解。不过到了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能够接受人体艺术，而国家博物馆的浮雕却仍然给徐悲鸿的裸体男围上了遮羞布，这就显得奇怪了。大概设计者还是很保守，或者内中情形比较复杂？
其实，从对艺术更坦率、更朴素的态度出发，这是大可不必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神经过敏引起的。人体是一种审美语言，甚至和天真、纯洁这样的概念有关，今天人们大概还是同意的。也就是说，艺术的人体作为审美对象已经被广泛认可，被人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博物馆在浮雕上雕上遮羞布，只能说明他们的有关领导，其思想观念可能还停留在1981年。尽管国家博物馆可以给出多种解释，以便证明这样做的理由。但至少我想，大可不必去仿制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但既然仿制了，同样大可不必给其中的裸体盖上遮羞布，这不是在没事找事吗？现实中大概有不少事，还真的是自己神经过敏给弄出来的。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教授）：
更应关注，国家博物馆为什么选择《愚公移山》
对国家博物馆这件浮雕作品，可能媒体以及其他人关注的是裸体被遮。我个人则认为，这个关注点并非很重要。
徐悲鸿的原作转换成浮雕，浮雕的风格应是装饰性、平面化，和室内建筑的关系能够协调，因此已经脱离了徐悲鸿原作对写实要素、解剖原则的要求。由于艺术形式变了，在浮雕的处理上改变了原作的一些表现内容，比如器官被遮住，这是艺术手法的表达而已，不一定是出于“风化”方面的考虑。而且，巨型浮雕的尺寸比原画要大很多，这么大的面积，处理器官时则也许有“风化”方面的考虑，毕竟要考虑场合和艺术品的尺寸。因此，国博浮雕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许多质疑的意见不同的是，我认为更应该关注的是国家博物馆为什么选择《愚公移山》。它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是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由于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愚公移山》是“老三篇”之一，因此“愚公移山”不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更是民族主义激昂的抗日战争年代中具有号召力的象征性符号。国博这么重要的机构，选取《愚公移山》，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这更值得探讨，也更有讨论的价值。
何龙（著名文化评论家）：
只剩下一个“悲”字
用雕塑形式来重现绘画大师的作品，却凭空“雕”出一块“布”来遮住原作中的重要部分———生殖器，这是一种另类的艺术“宫刑”。徐悲鸿如果还能看到自己的作品遭受这样的阉割，他的感受估计只剩下一个“悲”字，甚至是“鸿悲”。
法国一位画家在他的裸体画展受到批评时曾说，艺术是要感动人的，只是感动的部位不同而已。
我们如今的一些人观看和感动的部位还是偏向肚脐之下大腿之上。他们以己推人，想象别人也一定这样，因此总想遮蔽或移除那个敏感部位。可是，经过“宫刑”的艺术已不复为原本的艺术。实际上，那些被遮蔽或阉割的部分并没有真正移除，而是被偷偷地藏匿到自己的心中……
共有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