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对性与爱的行为规范的研究有无数种方式，其中提纲挈领的问题无非是——人们在做什么？和谁一起做？如何 做？做不做？以及最重要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性社会学》一书的作者约翰·盖格农将这些指导性问题的集合称之为“性脚本”。脚本比人们的实际活动简单，一 个社会的性脚本有多少份，取决于这个社会复杂与开放程度。
爱的少数派
在一个按照主流性脚本演绎生活方可拥有话语权的社会，对于同性恋、双性恋、虐恋、婚外情、无性恋等这些主流性脚本不鼓励的性形式，社会通过公共舆论、住房政策、风俗习惯等手段让不按脚本演绎的人付出额外的精力和代价。
而在一个足够复杂与开放的社会里，既有正式公布的性脚本（如法律与宗教中对性和婚姻的约束），又有社会子群各不相同的性脚本，还有五花八门的个人脚本——虽然绝大多数人大概始终乐意活在为他们写好的那出性脚本里，但每个人其实都应当享有决定自身性脚本的自由。
性别的流浪：我不认可自己生理上的性别
在Ixtab的世界里，身份认同是个漫长的过程—漫长到最后她都不屑一顾。要看看她的自我定位么？跨性别、双性恋、无性恋—她更喜欢自称“随性恋”，但这些称号都已经让她厌烦，“所有描述都是假象，我是达达。”
100年前通过反美学的方式，达达主义书写了他们对美学的绝望。“只破不立”是Ixtab对达达的个人解读，也是她的生活方式。中学的时候她已能感 觉到自己对班上最好看男女同学都有明确的好感，而别人随口说到“女生”的时候她常常无法反应—“总是要想一下，啊，原来我还真是女的。那种感觉真是别扭又 奇妙。”有时候她会觉得如果自己是个男的该多好—今生都不能做一次男同性恋的想法让她抱憾终身。
Ixtab说不清自己身上哪一部分“娘”，哪一部分“man”。她并不想要变性—她甚至能清晰地想象如果她生为一个男人对于自己不能当女人的怨恨。 带着混乱的疑惑她升入了高中，因为喜欢上一个女孩而开始买起了西方摇滚唱片。“然后爱上了一个叫Antony and The Johnsons的乐队，Antony是一个中性人，在歌中唱着对中性的向往，我对自己的认识开始清晰”。Ixtab说她不想要看上去很男人、也不想要很 女人，“我曾经希望我看起来是中性的，甚至是无性别的。暗暗对自己说以后有了经济能力你就可以切掉乳房。”
然而对19岁的宁珏而言—甚至不存在切掉乳房的必要。“你可以写出我的名字，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她的身份认同危机早于12岁，“你知道，在那之 前还是个小孩子，但那一年我知道，我不得不变成一个女人了。”她自认为是个男孩，“但男孩就一定要长出阴茎吗？”有没有可能，在保持现有外型基础上，改变 性别？
宁珏穿着维尼熊牌的蓝色大衣、裹着鲜艳的围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可以说是马路上最生机勃勃的那种姑娘。宁珏告诉我，她选择不改变身体、也不改变打扮的方式完成“性别跨越”—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一场身份认同之旅：她是男孩，她相信。
宁珏热爱阅读的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性别研究学者提出，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并非同一概念。后者不应该简单的 分为男、女，它更类似一道光谱，一个人的社会性别有可能停在这道光谱的任何一点上。主流文化中，社会性别总是被期望与生理性别完全重合——即像大多数人现 在这样，但生理学统计学表明，世界上有6%-10%的人的社会性别天生就处于两性之间。但并非所有人都需要通过跨性别手术、通过易装、包括艰难的身份认同 去适应这种不吻合，“对于一些人，这种错位类似一种奇妙，而另一些则感到痛苦。”
所有这些都可以收进“酷儿理论”的广阔图景。这套由美国加州的女权主义教授罗丽蒂斯(TeresadeLauretis)于1991年发明的理论表 达了这样一种立场：它意在打破男-女性别二分法和异性恋的双重霸权主义，包容了所有被性权力边缘化的人们。对于一个酷儿来说，即使是一个有易性倾向的人， 也没有绝对的必要做变性手术。
按照酷儿理论，他完全不必受这个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需要完全一致，想穿哪个性别的衣服，就穿；想过哪个性别的生活， 就过；想做哪个性别，就做；而不必认为只有改变第一性征（生殖器官）才有资格做某种性别的人。酷儿理论的理想，是在一个男人不压迫女人、异性恋不压迫同性 恋的社会中，性的表达可以跟着感觉走，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类将最终归于消亡；男性和女性的分类也将变得模糊不清。这样，性别和性倾向的问题就都得到了圆满 的解决。
宁珏说她爱上了一个男生。“他很聪明，很敏感，我一眼就知道他能理解我。”她给他写了一封信，讲述了她的秘密。那个男孩第二天约她出来，他们在操场 边喝着可乐聊到太阳落山。“他只问了我一句，所以，你是同性恋么？我想跟他解释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又想告诉他福柯怎么说，但是我头脑太乱了，最后只会说， 这不重要。然后我们就闭上了眼睛。”
欲望的配额：我是无性恋者
对于自称“随性恋”的Ixtab而言，不但存在着异性恋对同性恋或双性恋的霸权，男、女性别二分法对于跨性别的霸权，还有更彻底的霸权—整个有性恋世界对于无性恋（Asexual）的霸权：一种最彻底的居高临下，漠视。
豆瓣的无性恋小组创立于2007年，迄今为止已有超过5400人的加入。组长秋秋潘来自成都，“感觉自己对恋爱一直不太热衷。有过性行为，不排斥也不厌恶。”带着对“我到底是什么人”的好奇，她成立了这个小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同道”。
全球最大的无性恋线上组织AVEN（the 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成立于2002年，迄今为止有70000多用户—由于权威以及唯一（以及在圈子之外并不算出名），AVEN的用户黏度很高。相比之下豆瓣 无性恋小组的成员分配会比较不可预测—在小组里，关于“无性恋是什么”以及“我到底是不是无性恋”的提问会反复地出现。而在资深成员Annie看来，“无 性恋最终就是一种自我认同。你觉得你是，你就是。”
在有性的语境里，浪漫之爱（romantic）的吸引总是与性的吸引相伴相生。但是对于无性恋者们却不是这样。在英语世界，他们自称ace，在中文 里则叫自己小A。情况多种多样：有的小A既不能感受到浪漫之爱，也不能被性吸引。有的小A能感受到浪漫之爱的强烈震荡，但不会被性吸引。有的小A对性行为 极度排斥，有的小A则不—如果伴侣是有性恋，对他们有需求，他们可以配合完成，甚至也能感到兴奋、被唤起。但是这仅仅是单纯的生理机能的反应—在欲望上， 无性恋者不会受到他人的性吸引力吸引。
人 们往往很容易觉察出我们“多出”了什么，但是对于“缺少”的，尤其是在性这样隐秘的领域—后知后觉太过容易。一些女性的无性恋者，会在很长时间里把自己感 受不到性吸引误认为是个性上的害羞，另一种可能是被他们的伴侣认为性冷淡—但其实她们的生理机能完全没有问题。在美国念心理学博士的孤鸿是在和她现在的先 生恋爱一年多后才知道自己是无性恋的，“我先生听到后不感到惊讶，他早已注意到我对性的不热衷”。他愿意陪太太一起上AVEN，而孤鸿也“不太介意发生性 行为，算是在无性恋者对性的容忍度较高的”，他们之间没有太大问题，算得上无性恋和有性恋恋人之间比较幸运的组合。
在更多的情况下，做出妥协的往往是无性恋一方。雷蒙（化名）曾是无性恋小组里沉默的潜水者之一，他后来对记者表示：“男性和女性还不太一样，女人没有性欲，某种程度上并不减损她的美感。而男性没有性欲呢？”他隔了很久打出一行字，“就像对整个世界放弃了进攻一样可耻。”
雷蒙说他有过三个真爱。他偏爱御姐，能吸引他的始终是稳定、成熟的女人。他本人长相清秀，脾气十分温和，在国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喜欢做饭，向往家庭生活。“如果不是因为asexual，我早就结婚了。”
清晰区分浪漫之爱的吸引力和性的吸引力对于雷蒙并不是难事——他的真爱们普遍有修长的身材，职业化的打扮，头脑敏锐、谈吐充满吸引力。“我喜欢跟她 们聊天，讲甜言蜜语，给她们做饭，一起听音乐，开车带她们去兜风，看演唱会，旅行……”所有普通异性恋情侣恋爱中能发生的甜蜜之事雷蒙都乐此不疲，但是他 的御姐们显然不能接受他对性爱的冷淡。
“我可以做，我也有反应。”雷蒙说，“但是需要耐心的挑逗。以及，做完我会沮丧。我不喜欢。”
最后一位“真爱”是唯一不再咬定雷蒙是同性恋的。他们分手后，她删了他的微信，他用别人的手机看过她的朋友圈：她分享了一篇关于无性恋的常识贴。
“对于无性恋的直男而言，最好的可能性肯定是找到一位同为无性恋的女友。”无法令他生机盎然的前女友们释放欲望让雷蒙挫败：一种不亚于“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比“不能”更像是对征服的全面溃败。
在修读犯罪心理学和异常心理学的Annie看来，主流的心理学假定了人人都有“正常”的欲望，如果一个人没有，必然是哪里出了毛病。这和此前异性恋 霸权世界假定只有男人对女人有兴趣、人只能接收来自另一个特定性别的性吸引力一样，“如果你不是多数，那么就是病态”。而在这个全面“性”化的世界，一些 无性恋者感到，比之性欲的泛滥（如性瘾），如他们般对性的无欲看上去更令自己蒙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研究员凯瑟琳·哈金曾写过一本名为《性感资 本》(Honey Money)的书，她将性资本与布尔迪厄所谓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相提并论，并认为其是一种综合战斗力超越后三者的资本—看，性是武器，一柄无性 恋者难以持有的武器。
在孤鸿和Annie心中，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并不重大—后者，或许是契约化了的友情，增添了一份承诺和责任。但是对于雷蒙这样能明确感受到自己被“爱 意吸引”的无性恋者而言，困难恐怕才刚刚开始。“我想，像同性恋一样，一些无性恋者会选择形婚，与他们并不爱慕的、性需求不高或者同为无性恋的伴侣。毕竟 世俗的婚姻生活是有性的，大多还附带有生育这样的义务。”
罗密和朱莉：一个曾爱过老师，一个曾观看艳舞表演
罗密和朱莉打算在春天举行他们的婚礼。他们选择了北京东三环外的一座公园，那里有一幅保养良好的草坪。朱莉会穿一件白色婚纱—当然，初婚的新娘都穿 白色，关键在于它由她信任的一位上海设计师设计，量身定做，为此她前前后后飞赴上海三趟，只为令婚纱与婚礼当天的她完美融合。罗密对这件事皱过眉：朱莉在 这件事上投注的精力和经济都有点“超过”，仿佛整个婚礼，她只关注那条裙子，她和裙子才是主角，而不是和他。
但罗密也只是皱皱眉头而已。他为他们的婚礼选定了Krug香槟，这差一点成为另一个争吵点—她觉得太贵而他认为在婚礼上喝得好些完全不成问题。所幸 只是“差一点”，像情侣之间无数次一触即发而终未触发的战争一样，他们最终凭借爱意和理智保持了忍让—如果连这一礼仪都未习得，他们又怎么可能走入婚姻 呢？
会有一扇引门、12幅纱幔、600枝白玫瑰、172捧紫罗兰和60多位宾客出现在罗密和朱莉的婚礼上。他们邀请的人不多，除了双方的至亲，便是两人 的同学和密友。当然也有同事，以及上司。在罗密三番五次的恳请下，他的老板马克更改了回新加坡探亲的行程，不但答应出席这场婚礼，还自告奋勇担任他和朱莉 的证婚人。马克和太太结婚25年，有4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也打算结婚了。
罗密告诉我，他的老板很传统，喜欢回家吃晚饭、每年都过结婚纪念日、婚戒戴在无名指上，当罗密告诉他，会在30岁生日前结婚时他看起来很欣慰，甚至“露出了父亲般的笑容”。“他拍了拍我的肩，我想，它代表一种肯定和支持。”罗密收到了这个动作的含义。
30岁的罗密和31岁的朱莉都在创意界打拼，用他们自己严格的标准来看他们还“算不上事业有成”，但也无疑能令自己过上一份无忧的生活。在大学同学的眼里，他们情比金坚—在一起七年而仍然互相爱慕，最终走入婚姻。
罗密的母亲曾经对朱莉比他儿子大一岁略有芥蒂（她心中的理想儿媳应该比罗密小两岁），但朱莉以她成功的事业令准婆婆闭了嘴。朱莉的父母则认为罗密的 事业差了点意思（所有的岳父都认为女儿应该嫁给更好的人），不过罗密很聪明，很会说话讨二老欢心，令他们得以自我安慰“女婿是有能力的，只是太年轻”。
朱莉大学时爱过她的老师，这段感情在他俩的恋爱进行到第三年时仍有挥之不去的余韵，但罗密选择了假装不知道。他自己则在澳门和东京享受过艳舞表演—“完全无可厚非的经历，但还是不让她知道为好”。他们都同意，一对情侣要定下盟约、结缔永恒的关系，必须有爱情，也有秘密。
有时候他们觉得幸运：他们没有在找到那个对的人这件事上大费周章，更多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拥有的不过是一份普通的爱情。他们度过了特别年轻的岁月—那 时他们很容易失控，常常玩得筋疲力尽，现在他们依然贪玩，却更多的喜欢上了享乐主义的那一套，精细、安逸。他们想晚一点生孩子，但不会不生。为此他们还郑 重地做了婚检，证实了双方都十分健康。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多积累一些储蓄，以换一套更宽敞的住房。
这是所有来宾都会祝福的爱情。“当然，因为他们爱我们。”朱莉说，她如此相信。而对于那些不爱他们甚至不认识他们的人，去对他们描摹一遍以上这样的关系会怎样？我们知道，也同样会收获祝福与羡慕。
一段爱情能激起广泛祝福的原因往往并不在于情感的系联，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间爱情之摹本：这样的爱情是可向往、可参照、可复制的。安娜·卡列尼娜 和渥伦斯基的恋曲再紧张动人，它也不会进入“被祝福”的行列。当然，朱莉和罗密并不愿意相信，他们的爱情广受祝福的原因在于它是如此的“政治正确”—它首 先有一对男女，他们有罗曼蒂克的基础，有符合互不伤害原则的专一，有通往婚姻的物质基础和意愿，以及抚养孩子的最终目标，甚至包括性—他们的“性趣”无疑 合理，起码没有传出过任何“恶趣味”的丑闻。
他们如此自然地演绎了世界最喜闻乐见的爱情范本，并不知道这样的幸运在情爱里其实只是一种偶然。
两个人的世界：我选择不要孩子
所有燃烧过的爱情都曾设想天长地久—永恒，绝对，并且无间。那是两个人之中容不下其他任何事物的状态。25岁的朱生豪曾一边翻译莎士比亚一边狂热地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宋清如写信：“姐姐，但愿宇宙只有我和你，世界只有平凉村那么大。”
在知乎的一个问答“无子女家庭（如丁克）怎样妥善地安排晚年”下面，周祚的回答被赞同的票数顶到了第一。钱、生活方式、生死观……他试图从各种角度 理性论证丁克家庭养老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些都敌不过他零星透露的几句个人信息带来的反弹：28岁，已婚三年，坚定的丁克。
“评论区里炸开锅了。太多人嘲笑：你才28岁，你怎么敢说自己是丁克？人是会变的，到40岁你肯定会想生，到时候你就后悔了。”
周祚不知道如果不遇上太太苏簌他会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但毫无疑问和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他在一家文化公司当总经理，薪水颇丰但忙到脚不着地，“每天工作差不多12小时，没有周末，一年开工360天。”
苏簌则在家当全职太太。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职太太：因为家务或孩子而不工作，她每天的任务就是玩。“不要孩子、不养宠物、不开伙、不做饭，她每天 睡到自然醒、逛街、买任何她想买的东西、吃遍天下、打所有我想打的游戏、看所有我想看的书、去所有我想去的地方。她代我过我最想过的生活。”
双方的父母对此自然是意难平。苏簌的父母担心什么都不做的女儿这样下去会变“废”，周祚的母亲则不能理解为什么儿子和儿媳不能过一种正常的、相对均衡的生活，为什么所有的忙碌和压力都由周祚一个人来承担，儿媳则如同生活在世外桃源？
在周祚看来，如果他们像大多数夫妇一样—两个人都上班，每天带着倦意回家，消除疲惫和恐惧起床就占去了一晚上大多数时间，那是两个人的全面折损，更 是对庸俗生活的妥协。他喜欢像现在这样：他极致地工作，她充分地、丰富地生活。就算还要赶回去加班，他也会飞奔去和她共进晚餐。这顿晚饭一般要吃上3小 时，因为他们仍然像认识的第一天那样爱聊天、爱抬杠。如果说现在和开始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苏簌有责任把她每天的发现告诉周祚，以完成她“代他生活”的要 务。
周祚用连绵的比喻来形容他和苏簌的关系。“她是双子座，我是狮子座，就像一对分裂双胞胎养了一只大猫。我平时主要是写策划案，工作算和艺术搭边，她 就是我的缪斯女神。有时我和她在一起又觉得是女王和首相，我负责打理一切事情，但是荣耀和权力都归她。她说我们是破落贵族大小姐和出去流浪时身边跟着的老 管家—对，我就是那个老管家。我俩在一起第一天我就跟她说，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出去讨饭你都不用操心，老管家会帮你铺好草席。”
两人相识的时候周祚还是学生，“一文不名”，苏簌则早已是一名成功的白领，她那时是一家娱乐公司的宣传总监。他们在彼此身边徘徊了三年，没发现爱， 直到爱上时才惊觉投缘至此。“我们俩都是那种外表能服从社会的规则、但内心极度叛逆的人，有很多神经病想法。我们都不喜欢小孩，但如果不是碰见了一个同样 丁克、同样觉得应该把自己内心的声音坚持到底的人，我们可能就妥协了，跟一般人一样结婚生子，过着—肯定不如现在有意思的日子。”
周祚高中的时候喜欢读黑格尔、听巴赫，大学学了德语，爱上了戏剧，毕业后一开始做的都是戏剧制作人的工作，“非常艰难，一穷二白”。苏簌曾经半个身 子混在娱乐圈，但其实也是个“书呆子加文青”。在周祚看来，和他结婚，苏簌下的赌注其实比他更大：大多数女性都会选择通过要一个孩子来保持婚姻的完整，但 苏簌对两个人的世界有着十足的信心。她相信她自己、也相信他，相信两个人的成长和变化无穷本身能创造出的深刻关系。
知乎问答下面的一部分评论让周祚感受到了来自多数派世界的“恶意”。“最常见的‘劝生’论调就是我们是过来人，不生你一定会后悔。”而周祚坚信，一 个人只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谈不上有后悔一说。“我们俩本来都不喜欢小孩，但变成坚定的丁克是在和对方在一起后，”现状的亲密无间让他们觉得美满—甚至 不愿意尝试去容下一个孩子，更关键的是，他想看看如果两个人选择坚持一种疯狂、尝试一种不那么制式化的生活，有没有不被议论、不被打扰地践行的可能？以 及，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苏簌曾经和周祚讨论，如果等他们老了突然想要一个孩子，“那就收养好了”。“很多人说要孩子是为了练习爱，让自己更完整，世界上已经有那么多孤儿， 把我们的爱分给他们都分不过来。”他们都不觉得“自己的基因有神奇到非要传播下去不可”，这显然很难让双方父母接受—周祚说，谈判的砝码只有两个：经济独 立，内心强悍。
“我一直认为，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选择丁克的人比大多数决定要孩子的人思考得更多。我们或许是对世界太悲观，在把世界改造得足够好之前，不想主动 带一个新生命来到地球。”但偶然地，周祚也有过短暂的自我怀疑：他不希望他们选择不要孩子仅仅是出于对一份巨大责任的逃避。“那样就变得毫无成就感了，那 是懦弱。”
双面衣柜：我是一个双性恋者，曾背叛我的同性恋人
对于Chris而言，结婚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取得阿菲的原谅。
那时她们高三。Chris是每个班级都有的那种很男孩子气的女生：高个，短发，打篮球。和男生是哥们，搂着一群美女叫“老婆”。Chris聪明，成 绩好，“但其实很孤独”。“感觉男生女生都没有把你当真朋友的，虽然每天进进出出一群人左拥右抱。”直到老师调了座位，阿菲成了她的同桌。
阿菲是班上的林黛玉，之前Chris对她的印象除了英语不错，就是上课被老师训哭过。柔弱的女生还蛮惹人爱的，她心里想，阿菲坐在旁边，安静得像一团空气，皮肤白得能看见青绿色的静脉，塞着耳机，声音开得很大。Chris凑近去听，很奇怪的音乐，“她告诉我叫地下丝绒”。
她们恋爱了。在21世纪刚开始的那一年、在保守小城的重点中学、在高考倒计时牌写着108天。“其实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性取向—我甚至没有这个概念，只是模模糊糊的觉得自己不像其他女生那样对帅哥有兴趣。我没想过我会‘爱’女生，这还是阿菲告诉我的。”
阿菲看过《孽子》，阿菲告诉Chris张国荣是同性恋，阿菲会在班里人议论毛宁红豆时轻蔑地说“懂什么啊”，阿菲会在英语课堂笔记上默金斯堡的诗 句。尽管那个四月五月Chris记得她每天都拽着阿菲的手在教学楼里狂奔，但她知道：窗户是阿菲打开的，她是那个坐享其成的幸运儿，只用管张开嘴巴呼吸新鲜空气。
在东亚对女同性恋者的传统划分中，Chris知道她的角色是T（即tomboy，倾向于阳刚、男性的一方），但有时她也觉得不安：在这段关系中，阿菲显得比她更沉着，更坚定，对自己的身份认定更有信心，这些让Chris为自己内心偶尔的漂移感到羞耻。
变故在大三那年终究是发生了。一个学长追求Chris，一开始Chris还拿这事和阿菲打趣地讲，阿菲笑着警告她“要跟男人跑也该是我”。一个月后Chris在好奇中和学长上了床，后果让她难以接受：她的感觉居然一点也不糟糕。
Chris知道阿菲崩溃了。在拉拉的圈子里，P（相对于T的角色，偏女性化的一方）爱上男人是常有之事，但她和阿菲——这对神仙眷侣里居然是作为T 的一方的她被男人追走了，她无法想象这让骄傲的阿菲如何自处。而她自己同样也心乱如麻：她在爱过阿菲之后，爱上了学长，她是认真的，并非游戏。
“如果不是学长，那两年我大概已经崩溃了。我背叛了阿菲，同时觉得自己背叛了整个圈子。我是拉圈的叛徒，而且叛得这么明目张胆，不顾大家的情面。” 她和学长一起走在校园里，以前拉圈里混在一起的那帮朋友，眼神会直勾勾地戳过来，有次有人直接隔空对着她喊，“你看就是那个不要脸的，现在居然跟男人在一 起，装什么小鸟依人”。由于愧疚和恐惧，Chris在分手后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和阿菲联系，半年之后，阿菲退学。
“狗血而幸运的是，我和学长居然是真爱。”Chris坐在我面前，抿了一口酒，吐出一个脏字。“生活就是这么奇葩。我伤害了一个非常无辜的人，可能 会让她对爱的信心都瓦解，为什么我没有受到惩罚？但有时候我又想，我受到了，虽然我有一段很好的感情，但没有一天我不被愧疚折磨。”
在性少数派的世界内部，依然存在着一套自己的“政治正确”。在大多数男同志和女同志的圈子里，看待双性恋的眼光如同整体的异性恋世界对同性恋的打 量：怀疑、愤怒、敬而远之。双性恋被认为是轻浮的、随意的、不可靠的，世界对于他们而言太多诱惑，这会让他们的伴侣安全感全无。Jade，一名27岁的男 同志，告诉我：“我交往过一个双性恋男友，那简直是我最差的经历，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所有人都是我的情敌。”
Ixtab是一位活跃在豆瓣的双性恋者。“我是通过拜坊(Bi the Way)—台湾的双性恋组织，也是亚洲第一个双性恋小组完成自己身份认同的。”她在邮件中说。夜西，拜坊在豆瓣的主持者之一认为：人人都有可能是双性恋， 因为情欲是流动的。情欲从一个性别流动到另一个性别，就和从一个个体流动到另一个个体一样正常。“如果交往一个双性恋，就认为全人类都是情敌，那么异性恋 也不好当，可是哪个异性恋者会疯狂到认为自己有35亿情敌呢？”
有时候，Chris很希望阿菲早已知道了这一切。“她那么敏感又好学，我觉得她一定会上拜坊，她会知道的。”她不知道如果时间拉回到8年前，她有没有勇气对阿菲说：我是双，我爱女人，也爱男人。“那时候我们以为出柜就是顶天了，却不知道衣柜还有那么多扇门。”
名人的脚本
柯南道尔笔下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os)和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谢尔顿·库珀（Sheldon Cooper）都是流行文化中典型的无性恋者形象。
地下丝绒乐队主唱劳·瑞德（Lou Reed），曾因双性恋倾向被保守的父母逼迫接受电击治疗。
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1972年以外观华丽和雌雄同体的Ziggy Stardust形象出现，宣告了华丽摇滚时代的到来。
英国作家简·莫里斯，1924年生，1972年时，作为4个女儿的父亲接受了变性手术，由“James Morris”变成了“Jan Morris”。
王小波曾说，他和李银河选择丁克；李银河则说，小说就是王小波的孩子。
法国色情文学鼻祖萨德，奥地利虐恋小说家马索奇，萨德马索奇综合征（sadomoschism，即sm，施虐-受虐综合征）即以他们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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