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曾经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但今天，这三个字已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符号；中国创新精神的一种象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品牌。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一起汹涌。北京中关村一带本来就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密集的地区，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科技人才，此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传统观念的影响，陆续走出大院，下海弄潮！
曾有人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为中国新技术革命的摇篮和心脏，这条街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重大，这条街创造的观念、模式以及文化将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国21世纪的进程。
进入21世纪，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中国“硅谷”，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中关村“致力于培养中国的比尔·盖茨，并将带领中国进入信息时代”。
纪世瀛，中关村“第一村民”。1980年在半间库房里成立技术服务部，以准企业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此后，小人物和大历史，每一步的探索、前进、曲折和奋斗，都契合着改革开放、科技创新的脉搏。
憋在大院里的“硅谷”心
74岁的中关村“第一村民”纪世瀛，依然拥有一颗沸腾的心。闲暇的时候，他会来到中关村大街，走上天桥，远眺1980年下海创业时的旧址——当时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时的中科院半间库房，就在如今四通和科海的大楼之间。
他会追忆起某一年，自己和已去世的同为中关村“创业斗士”的陈春先在这座天桥上照相，两人遥望着旧址抚今追昔，唏嘘不已。“想起他，想起另一个战友崔文栋。”
纪世瀛有很多头衔——中关村最早“下海”的弄潮人，民营科技企业的代言人，“中关村第一闯将”……在36年前，38岁的纪世瀛和陈春先身处中科院的“深宅大院”中，他是中科院最年轻的工程师，陈春先是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那时候，中关村就是一个农村小镇，中科院大墙里头科技范儿十足，大墙外却是刀耕火种，天天都是农民的吆喝声，鸡鸣犬吠，马嘶驴叫声中，种小麦、种玉米、烧秸秆，墙内墙外两重天。”纪世瀛陷进了当年的回忆中。
当时还不允许公职人员下海经商，中科院的研究成果档案灰尘满布，大墙外的社会却看不到一眼，更谈不上推广应用。在这种旧体制下，作为科研人员的纪世瀛 压抑、苦闷：“浑身是劲使不出来，我觉得很悲哀，为什么墙内墙外差别这么大，不能像美国一样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我特别想闯出一条路子。”与此同时， 等离子专家陈春先考察了美国128号高技术公路和硅谷之后，倡导也要搞中国的“硅谷一条街”。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物理所的半间库房里，我国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创立，无工商注册，无法人代 表，中关村的“科技游击队”就此开始“游荡”。正是在这间小小的库房里，几个创办人立志要把中关村打造为“科技特区”，建设成中国的“硅谷”。
小小的服务部，如同中关村大街上一排排的白杨树，在人们没留神的当口，已有绿叶“沙沙”作响。
36年后的今天，中关村每天都在“翻篇”，创新生态圈日新月异，已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这群下海“吃螃蟹”的科学家们偷偷成立的小小服务部，正是燎原之前的星星之火。
干不成宁愿卖大葱
1980年“下海”，纪世瀛抱着“豁出去”的念头，舍弃了平坦舒服的科研之路，选择了前途未卜的实验小径。这里头，有个“大葱的故事”。
那时候，纪世瀛就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创新”了，我们就试一把，大方向、大政策总是没错的，最坏也就是不让干了。“我发现，中关村商店的大葱 一毛多一斤，菜市场才几分钱一斤，我早上3点半起来，蹬一板车大葱去卖，就能活！”这就是纪世瀛的“豁出去”理论，干不成，无所谓，宁愿卖大葱，也无法忍 受现在旧体制下的压抑。下海创业是为了发财？面对这样的问题，纪世瀛的回答是：发什么财？连饭都没的吃了。
如今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百花盛开、万马奔腾的景象，令纪世瀛异常感慨。“现在创业是光荣的事儿，宝贝儿一样，含着怕化了、捧着怕飞了，总理都来关怀创业大街。回想起我们那时候，犹如身处黑暗隧洞之中，四面楚歌，查账、封门、盯梢，冰火两重天，现在太幸福了。”
创业初期的技术服务部，政策没有，开账号不行，刻章不成，由于太“超前”，没有国家法制环境来保障这小小的新生事物，被人认为是个“怪物”。因为服务 部提供咨询服务挣了3万元，每人发了15块的奖金，惊动了中科院，服务部于是被查账、封门、盯梢、甚至立案调查。中科院认为服务部有经济问题，扰乱了科研 人员的思想，搅乱了科研秩序，腐蚀了科技队伍，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到1982年，服务部被彻底封门。
敢为创新先遣队
1983年1月25日清晨，纪世瀛被邻居拍门喊醒，“你们可以翻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你们在探索一条新路子，肯定你们了！”1月29日，《经济日 报》发表文章说：“为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国务院领导同志说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随后，中央 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
之后，纪世瀛创办了北京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但同样遭到厄运，物资被查封、牌子被摘掉。即便如此，纪世瀛的创业精神并未死去，而是继续在中关村扎根、发芽。
1986年，这帮不死的“华夏”人创建了北京市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顽强地延续着第一个民办科技企业的生命。1987年的《光明日报》报道说：“北京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完成了30多个社会急需项目，使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但顽固的保守思想总是惧怕并不断抵制新生事物，民营企业再次陷入低潮。“骗子一条街”、“资本主义的温床”……民办企业界阴影重重。1987年成立的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成了民企在危难之时的“阵地”，作为会长的纪世瀛在政协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番“狂言”，他认为，民营经济将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预 言10年之后，民营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15年后将会三分天下有其二。这个预言在当时一切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总方针政策下，颇为“逆潮流”，听 得一些人一身冷汗。
纪世瀛说，自己和战友三十多年来的沉浮命运，都“踩”在中央政策的点上，呼应紧密。“党中央说改革开放，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就做‘游击队’、‘先遣队’。说白了，这种领先还不就是创新！”
“我要用一生写好七个字：民营科技和中关村。”纪世瀛说。中关村的本质是什么，中关村的希望在哪儿，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中关村，纪世瀛认为，这是每一个“执掌”中关村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答案就是：中关村是中国改革创新的排头兵。
■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性改革从此大潮涌动。1984年5月至11月，四通、信通等企业相继成立，在海淀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开发公司迅速增长至40余家，营业额1800多万元，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骨干基本形成。
■1985年，国家经济过热，经商热有些失控，非科技企业也开始介入科技产品的贸易获取高额利润，中关村热闹起来，“电脑挤了豆腐脑”。中关村科技企业增至90多家，企业参差不齐，“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的称谓开始流传于世。
■1986年7月21日，《科技日报》头版报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1987年，国务院发布“双放”政策，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放宽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开始流动，中科院成为最主要的源头，中关村真正沸腾起来。中关村 基本形成从白石桥到中关村302路汽车终点站的南北大街为主干，以中关村-海淀路-海淀大街-土城路为支线的T形地区的科技企业群。
联想柳传志
被称为“中关村人心中的教父”的柳传志，1984年时在中科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搞一项叫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月工资78元，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碌碌无 为、虚度时光。当时，计算机所水平还停留在以军事为目的的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中。1984年10月，柳传志和11个同事在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 室里，创办了联想公司的前身。当时，看着跟随自己创业的战友没有工资，没有任何生活保障，柳传志没办法，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了一些旱冰鞋、电子表、录影 带，在计算机所门口出售。
1988年，柳传志在香港建立香港联想，并拿到了美国AST电脑的总代理。由于联想在内地强大的销售力量，AST在内地市场的声势甚至超过了康柏。1989年10月，科学院计算机所把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
1994年，中国电脑市场上国际品牌所占份额高达40%，AST也不支持自己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另起炉灶。但这一年，柳传志克服阻力，组建微机事业部， 销售联想电脑。不久，国家放开国外电脑进口审批政策，一大批靠代理电脑为生的中关村关门倒闭，而已经先行拥有自主品牌的联想却站稳了脚跟。
用友王文京
作为中国软件业的一个标志性人物，王文京在1988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下海潮”时，告别了国务院直属机关财政司干部的身份，投入商海大潮。 1988年，王文京和苏启强创立了用友公司，并颇有远见地将这家公司注册为“私营”，用友也是中关村第一家纯粹的私营企业。曾有过独立开发财务软件经历的 王文京，在海淀南路一个居委会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注册了“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借了五万元买了一台长城电脑，白天带着名片骑着自行车外出“拉活 儿”，晚上编写程序，度过了最初艰苦而快活的时光。1988年至1991年，用友软件确立了中国财务软件市场的霸主地位。1991年，王文京重新注册了用 友，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用友开始成为中国财务软件的领跑者。1997年，用友软件的销售收入突破了一亿元。
中关村：一路引领中国创新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曹楠
中关村，一个纯地域概念，同北京城任何一个地名一样古老、普通。不同的是，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劲的区域。
硕果累累，追根溯源，一是坚持解放思想，把握时代脉搏，“敢为天下先”。从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科研人员敢于下海“吃螃蟹”，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再到引领今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关村大跨步发展的几个节点，都是解放思想、突破体制束缚的结果。
二是坚持独特的创新文化建设与创新精神的传承。一代一代的中关村创业者，从陈春先、纪世瀛，到柳传志、段永基，再到张朝阳、李彦宏、刘强东，他们勇于 创新，不怕失败，在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感召下，广纳世界英才，扛起中国创造的大旗，勇往直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三是坚持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推进政府转型，营造创新创业环境。体制机制的配套改革，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使得“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迎来了勃勃发展的春 天，民营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先后建立；使得更多的科技人员敢于采取辞职、停薪留职或调离等方式，在社会上承包领办企业，实现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使得世 界各地的创业者能够来到中关村，发挥特长，挑战自我。一路走来，中关村用自己的发展历程诠释了创新之意，它是中国创新之路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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