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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天使何在?

日期:2012-09-26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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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在一年一度的中关村论坛上,已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的柳传志说起创新,回顾了有关联想产权制度改革的峥嵘岁月,在他看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因为联想从此有了真正的主人,所以才会为未来布点,才会去冒创新的风险。

改革前,联想本来是中国科学院投资20万办的公司,100%的股权在科学院,从人到物,一切都是“国家的”。1993年的时候,当时的中科院用妥协通融的方式,拿出35%的分红权,将每年的利润奖给创业的员工和管理层。

“而联想把这些钱存起来,到2001年,真金白银的买下了这35%的股份。”柳传志说。这一看似波澜不惊的股改过程,实则步步惊心,针对联想的产权制度改革,一度惊动了国家高层,在数次直接指点下,联想度过产权制度的险关要隘。

“联想当年如果没有刘淇书记亲自抓,用会议纪要代替具体的政策条款,解决了联想的股权改制问题,联想绝对不会有今天。”柳传志说,但是,如果后来能把纪要变成政策细则,便于落实,那北京就绝不止今天一个联想。

创新断裂

作为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者,柳传志拥有了股份,也拥有了财富。这也让联想成为特例,而柳传志则是特例中的特例。其后数十年,中关村没有再出现联想。产权制度改革,成了中关村不可逾越的“坎儿”。

这道坎儿,让众多带有“国字”背景的创业者,始终未能与财富结缘。

例如:陈春先,这个当年堪称与陈景润比肩的核聚变科学家,第一个在中国提出了“中国硅谷”的梦想,圈定了实践地点中关村,并为之终生实践。不过,陈春先毕生与财富无缘,这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典型的特征。

相同背景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诸如清华紫光的张本正、科海集团的陈庆振……他们从无到有地创立了公司,却难以获得与其付出相符的股权激励。

中关村仍在日新月异的改换颜面,第一代创业者渐渐死去和老去,作为国家的科研人员,他们多数拿上了“退休金”,偶尔在公开场合讲述激荡人心的创业故事,但在宏大的历史变迁中,只留下拄着拐杖的迟暮背影。

“与硅谷相比,中关村的创新循环是断裂的。”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这是中关村的悲哀,产生这种断裂原因,首先在于很多第一代创业者没有公司产权,因此没有足够资金进行天使投资,无法转化为天使投资人。

“假如国企老总都能拿到股权,这些创业者为什么不能?只有致力于创新的创业者,才能理解科学的真谛,才会真心去扶持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异想天开”的创新思维。

逻辑的悖论在于:股权激励是创业者鼓励研发人员投入的一种激励方式,在中关村,变成了政府对创业者的激励,是典型的政府对创业者的恩惠,与新经济要求的“创业者有其股”,而且“创业者要控其股”还有很大差距。

中关村缺什么?

第一代创业者没能普遍拥有财富,但中关村早已进入不差钱的时代。

《2011年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关村的创投机构已有10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超过200多亿美元。 IDG、联想投资、今日资本、北极光创投、华登国际……一批境内外知名机构,早已登陆中关村。

与此同时,政府也出资设立“天使投资”引导资金,一系列旨在扶持科技企业创业的新政迭出不穷。例如:对投资不满5年的科技企业,给予投资额10%风险补贴。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中关村发展集团,也以投资科技型企业,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为目标,希望变政府补贴为科技股权投资,营造大批国字号的天使投资人。

然而,政府的慷慨民间似乎并不买账。如今,怀揣尖端技术的创业者,更多来自于海归。如陈春先、柳传志那样,在科研院所、大学里的人员,已很少有下海创业的激情。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北大清华的人出国,斯坦福伯克利的人回国创业。

如今,联想的风险投资成绩斐然,旗下掌管着600亿的基金。柳传志自豪地说,我们懂得怎么选企业,怎么帮被投的企业,因为我们做过企业以后,把这些规律进行了总结。

2012年,被称为中国的天使投资元年,以柳传志、薛蛮子、徐小平、雷军等为代表的本土天使投资人,还有以邓峰等为代表的外来的天使投资人,形成了以北京味代表的北派,和以深圳为代表的南派。

天使投资数量远不够

但是,天使投资从数量上还远远不够,与中关村日益庞大的体量不相符。

王德禄认为,当下的中国的天使投资不是天使,而更像投资。比如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很多创业者都已经名声在外了,没有更多的空间是留给那些无名创业者。而围绕初创企业股权份额的问题,创新工场也多遭诟病,原因是,创新工场占据太多初创企业股份,李开复被认为是贪心的天使。对此,李开复曾回应称,其投资项目“平均占股17.6%”。

而在硅谷,天使投资是创业的配角,绝非主角,一般占股为1%-5%左右。当创业者初创企业,缺乏对外部环境的方向感时,天使投资将创业者轻轻托起,助其自由翱翔。在硅谷,创业者到天使投资人的循环,是硅谷持续创新的不竭动力,那里的天使投资无所不在。硅谷科技创业者成功后,用其财富,对新创业者进行天使投资,这样的投资不仅是钱,还是创业导师,对新创企业的商业人脉、商业模式、规避风险提供大力帮助。

2011年,《创业家》杂志曾试图寻找中国的1000位“天使投资人”,但最后能够确认身份的仅有179人。这项调查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关村天使投资人的缺乏。

这种创新循环,使得硅谷源源不断地将实验室成果输送到市场,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助产士。如果将天使投资比喻为对人才的投资,私募股权着眼于大学生,风险投资青睐中学生,而天使投资者,则培育萌芽阶段的小学生。

往往是小学生,没有思维定势,拥有颠覆世界的奇思妙想。

天使投资的个性化很强,对项目考察不是严格的审核,投资的理由,往往只是一个创意。在硅谷,天使投资人很多都是在一次饭局上,就可以开支票。王德禄说,在美国,天使投资还被称作“3F”,即Family、 Friends、 Fools(家人、好友、傻瓜),首先支持创业的,是身边亲近的人。

在硅谷,人人都可以成为天使。很多同乡会和同学会都有“天使俱乐部”,大家你三千,我一万地聚集小钱给朋友创业。王德禄认为,很多中国创业者的第一笔资金也是来源于亲人和朋友,只要在一定的税收政策引导、投资理念指引、枢纽平台搭建、信任文化改善下,人人都可以去做天使。

天使何在?

2011年,中关村新创办企业总数突破4000家。在创业方面,中关村拥有3.5万家新创企业,相对于硅谷1.5万家的数字来说,中国在创业数量上占有优势,2010年,硅谷有11家企业上市,中关村有36家企业上市,而且,最近几年,每年都有10家左右的企业上市。

而这一数据,已经远超硅谷,但创业水平距离硅谷有很大差距。虽然中关村近五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超过美国,可是由于原创较少,很难出现有影响力的大公司。

这也是中关村面临的问题,能否孕育出原始创新。中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很多创新基本是模仿创新,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要根本扭转这种局面,转变成自主创新,就需要有更宽广的胸怀。

原始创新,即颠覆式创新,它不是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是跟随式的锦上添花。原始创新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跟随了几个世纪后,中国是否能够引领科技革命,有睥睨世界的新兴产业。金融危机之后,硅谷的很多创业者纷纷来到中关村,是中国给予这个地方的使命,也是中关村改变世界的契机。

从硅谷的发展历史来看,平均每5年就会出现一个代表新兴产业的公司,惠普之后是英特尔,然后是雅虎、google,现在则是facebook。不过,硅谷最有价值的地方,还不是某一个产业或公司,而是硅谷所代表的新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下,怀揣新技术的人们沿着创业、风险投资、上市、天使投资、技术转移的路径生长发展。而这种模式,也正是美国的竞争力所在。

在当下的环境中,中关村的创业者,若想拿到政府的投资资金,需要经过专家和创业基金部门讨论通过,层层筛选,步步把关,在这样的过程,很多创新思维便被否定。

“这样的机制扼杀了很多原创和特立独行的想法。”王德禄认为,审核的过程就是扼杀原创的过程。政府主导的资金,可以用跟着投资商的方式,或者提供贷款。王德禄表示,政府不要企图做引领者,而是要着力弥补市场的缺陷。

创业都是有风险的,作为天使投资人,要有无私和洒脱的心态。小米科技CEO雷军认为,天使投资的本质,就是拿输光了都不在乎的钱,去赌一个伟大的梦想和未来,这才是天使投资人应该有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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