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村长”：创新亟需宽松制度和批判文化

　“真正搞创新要耐得住寂寞，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要克服心浮气燥的作风，现在我们企业界、科技界心浮气燥，特别急于出成果”、“创新、创业风险大，必须具备能够承受波折、不怕失败的精神”、“创新和创业一定要认清潮流、抓住时机，成功70%是机遇，30%是努力”……

　　在中关村生活、学习、创业、工作已经50多年，被誉为中关村“村长”的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段永基，20日下午作客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以“中关村里的创新故事”为题发表演讲时侃侃而谈。

　　中关村在中国地位堪比美国硅谷

　　段永基说，中关村有很多很突出的特点，第一大特点是全球罕见的智力密集区，它拥有中科院众多科研院所和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一批高校，“两院”院士占全国院士总数36%，归国留学生占全国总人数25%以上，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级企业研究中心等占全国25%以上，在校大学生30多万人，科技人员有40万人。

　　第二大特点，不管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关村近百年以来是中西文化交流之窗、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和中西文化碰撞之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影响中国百年近代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与人物，都发生在这里或与这里有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来料加工的广东模式、乡镇企业为主的苏浙模式、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的中关村模式三种经济形态，当时这三种模式存在和发展严重冲击了中国计划体制下大一统的国家体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强大的活力。段永基认为，中关村模式比苏浙模式、广东模式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而且随着中国和全球一体化的日益融合，中关村模式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

　　他表示，如果说硅谷对美国的技术进步乃至对全世界的技术和社会进步发挥出巨大作用的话，那么近现代的、未来的中关村，对中国发展，对中华民族兴盛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硅谷。

　　中关村亟需宽松制度和批判文化

　　“任何重大的发明和发现除了必要条件之外还需要充分条件，充分条件就是比较宽松的制度和一种批判性的文化”。段永基指出，中关村除了必要条件高度的智力密集及其逐渐形成的独特精神文化外，还需要一个宽松的制度和批判性的文化，只有这些都具备时，中关村才能产生更具历史意义和重大影响力的成果。

　　这个时代来了没有？段永基认为正在来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决策宣布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WTO，这给中关村带来更宽松的制度和更解放、更开放的思想。相信必要和充分条件都具备之后，中关村的贡献将更大、更辉煌。

　　“为什么美国有创新型企业苹果在中国没有？中国到底缺了什么？”

　　面对台下学子的这个提问，段永基直言：“我觉得中关村缺的还是宽松制度和批判文化上的建设，我们是孔孟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小受的教育到了极端"革命战士是块砖，哪儿有需要往哪儿搬；革命战士是把土，哪儿有漏洞往哪儿堵"。我们不能批判市长，不能挑战权威，不能说别人没说过的话，不能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这种文化氛围，这种孔孟之道的教育，应该说桎梏了中关村优秀人才智慧的发挥和能力的展现。所以政府应该重视容忍失败、鼓励批判文化的滋生和成熟，中关村才能产生世界级的大企业”。

　　进一步市场化配置资源并完善法制

　　如何推动中国滋生、成熟宽松制度和批判性文化？同时担任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长的段永基提出两条，第一条是资源配置要市场化，市场经济、市场体制除了产品的市场化，任何产品的生产、定价、销售、储存要交给市场定以外，资源、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也要市场化。

　　现在政府部门控制了很多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源，严重滞碍了这些要素的效益发挥，附带还产生很多贪污受贿的渠道，90%的贪腐大案要案都跟资源配置有关。

　　第二条是法制建设，法制建设不光是大法刑法、民法，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规则，政府行事、行为的规则建设，一定要有严格的、清晰的规则制度，一定要透明。法制的市场经济，政府要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掌控权利，“而且政府掌控资源配置实际上不是政府，是部门掌握，实际上又不是部门掌握，是部门里边的几个处长掌握，又不是几个处长掌握，是处长和科员掌握。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公共资源由几个人随意分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吗？在这个过程中你能保证所有人都那么勤政廉洁吗？不可能！”

　　段永基为此呼吁，资源配置要进一步市场化，同时，建设完善的法制和法规，“要公开透明，让所有的人都在法规和制度的轨道上约束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