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对于单身妈妈来说，来时之路尤其艰辛：社会抚养费、孩子的户口、环境的歧视与忽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法规禁区……单身女性能否在被保护的环境下生育、养育第二代？她们还在等待答案。
北京，一名女性的卵子正在准备用于体外人工受精。
“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和人类最亲密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它是单身潮。这段话出自纽约大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所著的《单身社会》一书。单身潮是美国自婴儿潮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并引发全新的生活方式。
刚刚过去的11月11日，在电商将它变成购物狂欢日之前，它被网友赋予了“单身节”的涵义。据民政部统计，全国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比例比10年前增加近两倍。
不得不承认，相比男性，单身女性往往负重更多——她们一面扛着经济精神独立、自主意识提升的大旗，一面作为统计学意义上的“少数群”遭遇社会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壁垒。
而对于单身妈妈来说，来时之路尤其艰辛：社会抚养费、孩子的户口、环境的歧视与忽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法规禁区……
单身女性能否在被保护的环境下生育、养育第二代？她们还在等待答案。
“自由选择权在谁手里”
十二三岁时，梁曦薇把所有的童年愿望写在一个记事本上。最上面的第一条就是：我要在20岁之前做妈妈。
发现自己怀孕时，她还不到19岁。是意外，但她迅速做出决定：“怎么样也要生下来。”男朋友只比她大一岁，反复犹豫几次终劝她打胎。正值感情倦怠期，吵来吵去她干脆提了分手：“孩子我自己搞定。”
没有告诉父母，她去投奔了在深圳读书的表姐。孕期准备、生产过程、法律政策、胎教……待产的日子里，她在图书馆把空缺的知识全部补了回来。
怀孕七个月时，梁曦薇的母亲才发现，当场开始哭，父亲则让她第二天就去医院堕胎。梁曦薇难过，却没有妥协，这成了她至今从未后悔的选择。“我觉得（儿子）是上天给我的，我也一直很为我儿子自豪。”说起来，她眼里都亮着光。
九儿出生后十个月零六天，突然扶着椅子迈出了蹒跚一步，玲姑娘瞬间就在朋友圈发布了这一“历史性记录”，幸福感满溢。
27岁之前，她压根没想过结婚，也没想过生孩子。作为一家青年旅社的老板娘，玲姑娘交了许多朋友，活得自由自在。托朋友们的福，干儿子干女儿倒是一大堆，“九儿”完全是顺下来的排名。
孩子的父亲在知道她怀孕之前，就有了分手的想法，玲姑娘成了“被甩”的那个。生下九儿是她主动的选择，“可能是因为老了。”说这话时，她哈哈大笑，一对圆形大耳环跟着在黑直的长发中乱晃。
她带着孩子去四季如春的云南重新开始生活。如今旅游淡季，她就背着儿子四处走访朋友，每天拍照在朋友圈发“带着九儿看世界”的照片。
在一个活动现场，马户对着玲姑娘臂弯里的九儿左看右看，忍不住感叹好几遍：“太可爱了！”她今年26岁，“路上碰见一个可爱的小孩儿就想上去打个招呼”。旁人夸她抱孩子的姿势娴熟，她回：“因为经常抱……见个孩子就想抱抱。”
由于女同性恋的身份，马户没法结婚，也没有孩子。她和玲姑娘因《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而结识，报告由三个本土机构组成的“单身女性生育权关注组”发布，她们都是被访谈案例。
这份报告中“单身女性”的定义主要参考国家法律政策中的规定，指“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成年女性。报告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研究等方式，历时半年完成，其中在线问卷调查（2801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在支持单身女性生育这个问题上，持同意态度的女性比例是男性的两倍以上。
李英是不婚主义者。在她看来，“不结婚就不能生小孩”的观点是一种歧视：“我不一定生，但不代表你就能不让我生。这不是我生或者不生的问题，而是自由选择权在谁的手里。我要的是这个权利。”
已是14岁男孩母亲的梁曦薇态度则更审慎。考虑到可能有生育时任性、生完了又不负责任的单身妈妈，社会又缺乏有效的儿童保护机制，她忧心忡忡：“总归小孩是无辜的，每个决定都会影响小孩的未来……”
一份征收抚养费准备材料清单
“我愿意交罚款，可想交都交不上”
为给儿子办户口，梁曦薇奔波了五年，总结出四个字：有血有泪。
一般程序中，已婚妇女怀孕后领取“准生证”，生产后到所在地妇幼保健院，凭借医院的《出生医学记录》和父母双方身份证领取《出生医学证明》。公安部门再根据双方身份证、结婚证和《出生医学证明》为孩子办理户口。如果是计划外生育，办户口之前还需缴纳社会抚养费。
这一切顺理成章的前提是“已婚”。单身女性怎么办？梁曦薇翻遍法律法规也没找到答案。孕期中，她只得托朋友在家乡广州找到一位妇科主任，帮她产检和接生，算是绕过了“准生证”。
孩子出生后，她很努力赚钱：“如果这个惩罚（社会抚养费）是我和我儿子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前提，我愿意交罚款。”可是，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是“已婚的计划外生育”。
她又托了人问，答复说父母双方至少各罚八九万（社会抚养费）。梁曦薇和孩子的爸爸早都彻底断了联系。她问，如果一共18万，能不能这钱都我来交？
不行。
“（问我）你不知道人家是谁你跟人家睡？你跟他在哪里睡的你不知道？那你怎么跟人家睡的啊……反正态度好像就是，我没有歧视你孩子啊，我歧视的是你啊。”回忆起来，梁曦薇不无自嘲地笑起来，微不可见地摇了摇头。
孩子五岁时，她急得都快魔怔了，知道有人和“街道办”仨字搭边的都想抓住问怎么办。四处求，终于有人愿意帮忙，前提是要有《出生医学证明》。梁曦薇的户籍和分娩医院在广州的两个不同区，结果两边的妇幼保健院都称无法出具证明，“让我到公安局去问，让我去报警，（说）父亲一栏不能填空白啊，（孩子）不可能没有爸啊。”
暗地里她想过找人“冒充”，可“父亲”身份牵涉太多，她考虑再三又作罢了。没办法，又再次求人、托人，直到2007年，在缴纳了6万多元社会抚养费，并去司法鉴定所做了一轮亲子鉴定后，孩子的户口终于赶在上小学前办了下来。
和梁曦薇比起来，玲姑娘幸运一些。
她赶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孕检没有托人，拿着病历本直接去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没有遇到障碍。
办理孩子户口时，她辗转联系到家乡湖北的户籍警，得知2014年有未婚妈妈为孩子成功办户口的先例，但《出生医学证明》必须是湖北省内的，否则就需要亲子鉴定。
2013年底，《湖北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出台，规定：“湖北省境内出生的婴儿均应依法获得国家统一制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各签发机构与管理机构不得以结婚证、生育证等作为签发的附加条件。”玲姑娘决定回老家生。
孩子满月时，她亲自去办了户口。“很快就拿到了。”玲姑娘觉得，自己是众多单身妈妈中运气最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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